二战过后的日本面临了怎样的战后格局？美国人试图打造的民主国家怎样嫁接到这个东方异国？而我们或许更加关注的是另一个更为严肃的话题：二战以后的日本应该付什么样的战争责任？为什么今天的日本依然对当年的战争罪行止口否认，当年遗留的“战争责任”问题究竟何去何从了？
如上问题，正是本书所要讲述的。
在此之前，务先使读者了解作者，作者约翰道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近现代美国史和美日关系史。为什么要先讲讲他的身份？其实是向向各位表明作者立场，以美国学者的叙述视角来看待二战后的日本，从中强调的是约翰道尔真的是秉持着一种学者客观务实的态度看待这段历史，每一章的末尾都有着大量的文献注释和引用来源（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注释）以此尽量保证叙述的真实与客观。
1853年，带有两艘蒸汽动力的“黑船”抵达日本，这是我们熟知的“黑船来袭”和“佩里叩关”事件，日本强迫开放。而时隔92年，令人滑稽的是，一只耀武扬威的美式“无敌舰队”再次来临，这次，他们带着一纸降书迫使日本又重新关上了大门。随即战后日本的处置成为了一个重头戏，而后美方派遣当时已是五星上将的麦克阿瑟全权接手日本问题，麦克阿瑟以救世主一般的姿态降临日本，带来所谓拯救和民主和平。之所以讲这么多，是因为想要讲述的战争责任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战时中日双方责任问题，其中掺和着美国对战后日本的处理态度以及种种复杂。
谁该负战争责任？（按照时间线索谈）
“前方发生了什么？”日本军国主义在大肆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强烈兴奋刺激下，开始了侵略。战前的普通民众和参战士兵所受的则是另一种言论鼓舞：战争期间，统治者强调“灭私奉公”，宣传个体生命的无价值、无意义，天皇是唯一的信仰归属，在这样的宣传和鼓动下，为了国家和名誉而死，被赋予了最高价值，形式上死者则被放入靖国神社，以此为耀。而与此同此如火如荼在亚洲战场发动的侵略战争则被进行严格的信息封锁，前方的士兵可以写信回家，可是任何有关于战争真实的信件都被严格销毁，后方的家庭则收到的是大量关于一切都好的信件。最后战败，士兵自觉背负沉重罪孽，而支持的家庭则义愤填庸，比如有位母亲：“如此残暴的士兵即便是我的儿子，我也不可能让他回家，就地射杀就是了。”
两颗原子弹的威力实在太大，以致于最后日本反省时更愿意承认他们是输给了美国的科技，而非所谓正义。不明真相的民众聚在收音机前恭听天皇的投降，也称“玉音放送”，人们坚信的“圣战”失败，怎样告诉人们战败？44岁的裕仁天皇开始挑战这样的言辞，玉音放送中天皇从未明确说活投降或者战败，他简单的评述：“日本战局并未好转，而且世界大势也对我们不利”吩咐臣民忍所不能忍，这份诏书中，天皇尽力去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将耻辱的战败宣言，变成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和他个人崇高道义的再次肯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玉音放送”诏书原文）从中可以看到的是裕仁天皇对于战败的言辞含糊，以及更为丑恶的罪行掩盖。广播之后，全国官员狂乱焚毁各种文件卷宗，战时的燃烧火焰换成了焚烧文件的冲天光焰，“各界精英们步他们君主的后尘，全力以赴掩盖他们的战争罪行”。
战争带来的伤害在日本本土也是血痕累累，美军轰炸机的轮番轰炸和两颗震撼的原子弹让这片土地几乎被夷平。在这种毁灭一切的氛围中，“解放”可以说是重新获得了生命，战败的震撼随即而来的是彻底解脱（战时的人民生活并不是那么好过），随即是深广的心理奔溃和绝望。先来看看人们的生活，严重的粮食缺乏、高不可攀的物价、随处可见的疮痍和饿死的尸体。老兵归国，被当做贱民对待，他们背负自己和家人沉重的罪孽指责，且看一封老兵的信：“我的家烧毁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失踪了。物价太高，我仅有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光了，我是一个可怜的家伙……没有工作、受尽折磨、我被魔鬼迷住了心窍”；劳动者倾尽所有，一天工作二十小时仍然不能养活家庭，有这样一封信：“我是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处于生死关头……我努力工作，最终甚至借了高利贷来买粮食。但是我已经无法再这么做了，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最后，我决定自杀”；家里的女人被迫生计而出卖肉体，小孩子拉着有钱的美国大兵问：你想见见我姐姐吗?在这样的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落地生根实在不足为怪，诸多苦难使得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惨境遇，远比帝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实施的暴行记录更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
而将责任问题摆上台面的则是瞩目的“东京审判”。
可笑的是这场审判就像是临时表演的一场“闹剧”一样，审判有着很多技术上的问题。繁杂不同的语言、大量的证人证词、审判官人选的随意、参与审判的亚洲国家实际只有中国、审判者的范围等等诸多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人们将大量的耐心等待这场审判，而它却经历了整整31个月，几乎耗尽了所有人的耐心，民众对于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问题日益厌倦。重要战犯们各显其能，东条英机最后的告白：世界诸名族，绝不应该放弃发动自卫战争的权力。这里的战争是自卫战争，是防止亚洲赤化的正当战争。更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有着所谓的战争犯罪，那么美军丢下的两个核武器原子弹呢？
而真正逃脱法网的是最大的头目：裕仁天皇！所以作者说东京审判是集法律、政治与作秀于一身的。难道没有人认识到天皇应该承担的责任吗？民众们当然认识到了，甚至提出了要求自己举行审判，又甚至将往常高高在上的“神”各种侮辱。审判的战犯中，他们都再悄悄地达成某种约定：“他们临终之际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至死都是保卫天皇的盾牌”。他们不断纠缠的同时又努力将天皇置身事外。审判官们当然也意识到天皇的问题，而这场美国主导的审判，其中的审判长基南传达意见并重申：将天皇当作审判战犯是没有根据的。强势的美国人为什么要努力保护这个天皇？因为他们需要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他们的民主实验，他们害怕没有办法在这片土地上真正铺开实施他们的民主统治，而天皇则成为必不可少的缓冲区。天皇本人，更是努力逃脱自身的责任，他向媒体回忆讲述他在统治下的主要政策的决定，他当然没有忏悔，相反，他努力地将灾难性决策的责任推到了他的臣下。另一方面，他开始向他的民众示弱，天皇巡幸，他交谈时结结巴巴而且显得格外不安，近乎窘迫的笨拙和期间的任劳任怨，显然强化了在民众心目中纯洁无罪，只是受到蒙蔽指使擅权的可怜形象。直到东京审判结束，天皇长吁一口气，他知道，这场“战争”是他赢了。国家最大的元首成功推掉了最不能推卸的战争责任，至此，天皇从来没有说过战败，从来没有说过责任。
努力博得同情的不仅是这位伟大的天皇，还有着正在受审的战犯们。战犯们一边陈述自己的无罪，另一边开始写各种回忆录。比如A级战犯东条英机也能唤起民众的同情：我既赞同也反对，兄长的看法，他小声的说起，东条英机毕竟是伟大的。诸如此类，民众开始觉得原来他们也有着“人性”，甚至曾经只是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地，他们也仍然在自己的家庭，含泪的孝顺自己的母亲。人们记住了战犯，却忘记了他们的罪行。战犯们被赋予人性，他们被描绘成了对参与事件完全无力左右的人。举个例子：一位军医给女儿写家书，他告诉女儿，在一生中尽量不要杀害任何一只生命，即使是一只蜻蜓。而这名军医最后因虐待同盟国的战俘被处以死刑。随后大量战犯遗书的出版，一方面削弱了战争责任的意识，另一方面却强化了人们为军国主义和战争所付出的可怕代价的记忆。战争责任问题被引开了。
而其实战争责任的探讨还在持续，我们来看看政府是如何处理这棘手问题的。政府当然也知道战争责任问题必须要解决，可是怎么解决呢？官方版的“总忏悔”推行，而它更像乌贼的墨汁，政府断言：一般国民和军部和文民官僚负有同等的战争责任。当局者的意图很简单，试图将战败责任分配给全体国民。效果当然甚微，但是却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集体非理性”在一本《旋风二十年》的书中被提出，人们受到了普遍的军国主义蒙蔽，缺乏“理性与真实”。这个东西被提出来有什么用？实际上着等于是在承认了应该承担的国民责任，一方面，全体国民都是戴罪之身，都应承担责任并忏悔，而另一方面，则是所有人都没有罪。有点不好理解是吗？这样说，所有官员都在贪污腐败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清官，最后，“集体非理性”则巧妙地将责任推给了战犯军国主义者们，而他们此时正被人们同情，在监狱里享受正常的生活。
国民没有人反省吗？有！但是朋友们仔细读读这个问题：战败的责任有谁付？这好像变成了一个文字游戏，一：战争由谁来付这个责任，二：为什么战败？第一个问题由于上面陈述种种变得模糊不堪，于是战败责任开始偏向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战败？人们开始意识到是输给了美国。8月20日的《朝日新闻》直率断言：我们败给了敌人的科学。“科学”很快成了人人喜欢的一个词汇，用以解答为何战败以及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说到现在，我想再说说自己的看法。铭记历史，记住那些罪行，记住那些人。然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着日本大街上的一个平民说，你们欠我们的人命。
历史欠了太多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