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她照例要送女儿去奶奶家。明天周二，天气预报说没有雾霾，女儿得继续上学。奶奶家离幼儿园近。女儿早上可以多睡会儿。
她拉过女儿，准备给她穿上羽绒服。想了想，先放到一边，在她的粉色毛衣外又多套了一件棉马甲。女儿扭扭身子：妈妈，怎么给我穿这么多啊？她手里的动作并不停下：今天外头可冷了！临出门，她拽出棉马甲自带的帽子，给女儿戴好——这帽子小，刚好能包裹住女儿的脸颊，再把羽绒服上的帽子立起来——这帽子大了些，可总归有一圈毛领，多少能挡些风，最后，用一条大红的羊绒围巾在女儿脖颈上绕两圈，系好——它不仅能护住女儿的口鼻，还能让羽绒服的帽子不往下掉。
女儿已经变成了一个圆鼓鼓的粉色大球。她这才满意了：走吧。她拽起女儿的袖子，攥住已经乖乖缩在袖子里的小手，走进了夜色里。
一阵风从身后吹来，把她的齐耳短发撩向两边，后脑勺立刻就像没长头发一样，赤裸裸的凉。她头皮一紧。唉，光顾着照顾女儿，忘带帽子了。
她拉紧女儿的手，稍微加快了些步子。前面不远处，有一段地下通道。赶紧走过去。那里可能风小些。
下台阶时，她不忘提醒女儿：看好脚下，别摔着啊。
女儿应着。突然，女儿指向前方：妈妈，看，她还在！
她抬头。还是那张床。还在那个位置。离入口十米左右。紧贴着左侧的墙。白床垫，绿色暗花织锦的床单，紫色缎面的被子。一个礼拜前，她送女儿去奶奶家时，就见过。
她冲女儿点点头。走得再近些，她看见，被角掖得紧紧的，裹住了身体，也盖住了头。枕头下，压着一个深蓝色的皮包。墙边，凌乱地放着几个口袋。
女儿的脚步慢下来：妈妈，她怎么还不回家呢？她是没有家吗？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上一次女儿就问过她这个问题。那时，被角下露出了一个女人的头。女人仰面躺在枕头上，正翻看着一本书。书页正好挡住了她的脸，也挡住了来来往往的路人的目光。已经有些花白的头发凌乱地散在枕头上。衬得枕头下的压着的那抹深蓝色格外扎眼。那是一个皮包。说不上特别精致，但也是比较讲究的质地。枕头边上，还随意地叠放着两三本杂志。
女儿当时问：妈妈，这个奶奶怎么在这里睡觉呢？她为什么不回家睡？
她当时的直觉是：这绝不是一个流浪者。
在北京这十几年来，在火车站的广场里，在立交桥下的桥洞里，她也碰到过不少席地而睡的人。出于好奇，她也不止一次地观察过他们。她从没见过像这么用心的床铺：不仅有五六厘米厚的床垫，还铺上了褥子，床单和被子也都是干净整洁的。
她也从没见过像老人这般的气定神闲。她虽然没看清老人举着的是什么书，也看不清楚枕边是什么杂志，可她总觉得，老人是有备而来的。这一切好像都是她计划好的。她躺在这里，带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坦然。这个地下通道，变成了她的卧室，反倒是我们这些路过者，倒像是一个个不速之客，侵入了她的生活，打扰了她的阅读。
可以老人的年纪，又总不至于是出来体验生活的吧？
难道是行为艺术？她也觉得不像。
会不会是跟儿媳妇吵架，赌气出来的？以老人表现出来的坦然，大概是要强的人吧？这里，离她的家，或许并不太远。她不去住宾馆，就为在这里等着她的儿女们，一路找过来，担一回惊，认一回错，然后，恭恭敬敬地迎她回家。
她觉得最后一种情况有可能。她觉得老人会很快回家。北京的冬夜，即便是地下通道里，也还是冰冷刺骨的。
可她又不希望把“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这样的事讲给女儿听。女儿还小。她希望女儿的世界是温暖的。
所以那时她故作轻松地跟女儿说：妈妈也不知道哦。可能奶奶的家离得很远。奶奶走累了，需要找一个不太冷的地方先睡一觉，就在这里将就一下。
女儿又在摇晃她的手要答案了。她们已经从床边走过去了。她忍不住回头。这一次，她看到床边立着一个蓝色口袋了，上面写着：北京中医院。口袋边上，一本书斜靠着墙，书页卷曲着，露出三个字：悟佛经。
她想：难道她病了？不治之症？她看开了，不希望死在医院或者家里，所以带着几样简单的物品，跟家人不告而别？可是不对啊，她应该有儿女或其他家人吧，为什么不找呢？还是说家人没找到？
又或者，是她的家人病了？重病，需要住院治疗的那种。她心疼钱，不肯花钱在医院陪护，所以晚上就自己出来在这里将就一宿？可是也不对啊，越是重病，到晚上越离不开人啊，她怎么能不陪伴左右呢？
她没有答案。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女儿。
上礼拜北京连续七天的雾霾，她没送女儿上学，也就没走这个过道。她完全没有想到，今天还会看到这个老人。现在还不到八点，老人把自己整个捂在被子里，是因为冷吗？只是因为冷吗？那几天，老人也是这么度过的吗？老人还要这样过多久？
一阵风迎面吹来。她一哆嗦。原来，不知不觉，她已经牵着女儿走出了地下通道了。
夜色正浓。北京的冬天，是真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