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佛学是一个基于事实和思辨的知识传统。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有一个结构性的缺口，就是缺少形而上学的思辨性，佛学刚好填补上了，所以佛学虽然起源于印度，但却在中国发扬光大了。
佛陀时代（公元前6-前4世纪）并没有庙，因为和尚一旦有了庙，就等于有了不动产，这就违背了“不畜财产”的戒律。虽然印度也有大富豪买地盖房献给佛陀，称为“精舍”，但佛陀只是拿它当作讲课的场所。
佛陀圆寂之后，经济发达地区又出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和尚在化缘的时候，施主拿不出剩饭，直接给钱。钱既有交换价值，又有储存价值，所以一旦收了钱，就意味着蓄了私财，连带又会出现买卖行为，但拒绝善男信女的施舍是不好的，同时也不能劳烦施主们去别处找剩饭给自己吧？于是，化缘的时候能不能收钱，这件事引发了僧团里的一场大辩论。
长老派坚守传统，少壮派却要与时俱进。钱这个“万恶之源”，就是造成佛教第一次部派分裂的重要诱因之一。
印度位于热带，和尚不存粮食、没房子住冻不死，也饿不死。佛教传入中国，就不一样了，必须要有房子来遮风避雨，也得有积蓄来应对寒冬。另一方面，中国人理解不了什么是“佛”，一般都把“佛”当成“神”，既然是神，就该找个地方供起来。而且，帝王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更愿意把宗教人士安置在固定居所里，便于管理,还要有一套特殊的户籍制度，于是就有了中国式的寺庙。
其实寺和庙原本都和佛教无关。“寺”是官署之一，“庙” 是祭祖的地方，也叫祖庙。在汉朝以前，“上坟”就是到祖庙祭祖，并不去坟前烧香。
古人认为神都是住在天上的，敬神，就必须把好东西运到天上去。但金银珠宝、鸡鸭鱼肉，上不了天，于是就把好东西烧掉，烟是可以飞到天上的。所以，这些烟气就是神的口粮，如果人类不定期提供这些口粮的话，神就会挨饿。
中国有一句老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无后”意味着“绝嗣”，也就没有后人继承去烧东西来供养祖先的神灵了，所谓“断了香火”。
佛教徒的修行一般需要“出家”。“出家”意味着摆脱世俗当中的一切人际关系，以新的身份在新的组织里形成新的人际关系。
人的姓名是世俗人际关系的典型标记，所以姓名不能要了，于是便有了“法号”。
出家有“剃度”的仪式，剃掉头发和胡须，整个人一看上去就和以前不一样。但并不需要再用香火在头顶烫上戒疤，烫戒疤是从元朝才有的。佛陀头上不是头发而是长得像卷发的肉。据说任何人只要“觉悟”了，头顶都会发生这种变化。
出家之后，饮食习惯也要改。饮食禁忌是一切宗教生活的典型特征，但在佛教还没有成为宗教的时候，饮食禁忌并没有被神圣化，只是单纯从学理出发不许杀生，又从僧团秩序出发不许喝酒。
虽然不许杀生，但可以吃肉。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僧人吃饭全靠化缘，别人给什么，自己就吃什么，如果设置很多禁忌，就会给施主添很多麻烦。
佛佗是允许吃肉的，但有些肉是不能吃的。到底哪些肉不能吃，不同佛典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从肉食种类上说，人肉、象肉、狮子肉、狗肉、蛇肉等等不能吃；有的从动机上说，出家人不能主动向人讨肉吃；有的从杀生角度上说，只有三净肉可以吃。所谓三净肉，是说僧人既没看见，也没听说，更没怀疑这个肉是特地为自己杀来吃的。
提婆达多是佛陀的堂兄弟，叛离佛陀，自立一派，毕生事业就是想方设法加害佛陀，还处处和佛陀反着来。佛陀既然允许吃肉，提婆达多就把吃肉列为饮食禁忌。
大乘佛教兴起之后，禁忌标准就提高了。《大般涅槃经》属于大乘经典，借佛陀之口说，所谓三净肉，只是方便的说法，佛门弟子什么肉都不该吃。小乘佛教则说佛陀教导代代相传，大乘那一套不是佛教。
真正让佛教终生吃素成为标准的是公元527年，梁武帝萧衍，用皇权强制僧人吃素，于是吃素就成为中国佛教徒保留至今的特殊传统。
其实吃素也不是什么素都能吃，“五荤”或者叫“五辛”都属于禁忌食品。“荤”字，是草字头的，本义是指有刺激性气味的蔬菜，而不是现代人的理解“荤菜”为“肉食”。五荤大概是指大蒜、大葱、韭菜、洋葱和香菜。为什么不能吃，其实只是因为吃完嘴里会臭，招人讨厌。
大蒜一定不能吃吗？也不是，不同佛典照例有不同记载。如果僧人生病了，必须用蒜来治，那就可以破例。如果做菜要用到蒜蓉，这也可以，只要不整个吃就好。
由此可见，这些禁忌并不是一开始就规定好的，佛学发展成佛教的必然性，主要受人类心理趋势的影响；
佛教里的仪式和戒律，是人们在追求归属感和优越感过程中不断修补出来的。
明白这些道理，才能够把佛教的一些仪式化的东西抛在一边，才能真正进入佛学的智慧世界。
拜神拜佛拜祖先, 更要拜自己。
**正知正见，用历史的方法，在思辨中学习东方智慧**
（以上内容源自《熊逸·佛学五十讲》之开篇：中国人为什么烧香拜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