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宁子
小时候每逢过了腊八,我们就掰着指头算着日子,等到领了通知书,即便成绩不理想,也不会影响心情,因为,距离年不远了。
要是村上决定元宵节耍社火,人们从腊八之后就开始做准备了。每天晚上大队办公室门前灯火通明锣鼓喧天,男女老少把锣鼓队围得水泄不通。年轻的女人在锣鼓队中轻盈地踩着鼓点打着绞子,上了岁数的老汉只要敲起了大锣,腰也不驼了气也不喘了;小伙们忘了寒冷,抹胳膊挽袖子鼓足劲儿抡圆了鼓槌,把鼓敲得震天响,那喜庆的锣鼓声在寒夜传遍十村八堡。用不了几天,方圆十几里的人们都知道来年小镇要耍社火了。
每逢耍社火,村上就会请来老艺人在寒假里教小学生打钱杆敲腰鼓。腰鼓有现成的,钱杆还没做好,女娃就从家里带来小竹竿代替,男娃则是临时抱佛脚,顺手从路旁的柴火堆里折上一截玉米杆就火急火燎奔向操场。只要腰鼓敲响,就会招来看热闹的大人娃娃,也会招来卖吃货的小贩。有了观众,娃娃们也练的格外认真。而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元宵节能上社火芯子,画脸子穿戏衣,洋洋得意地站在芯子最高处,俯瞰人头攒动的小镇。
年底也是爸妈最忙的时候,妈在缝纫组有做不完的衣服锁不完的纽扣,爸晚上总有理不完的竹篾和糊不完的灯笼。每天爸妈上班之前,会给我和大姐分摊任务,印好几沓灯笼云子就可以自由活动。每当小伙伴在门口呼唤,心就飞了出去,觉得那几沓灯笼云子就是我的累赘,我的敌人。生气归生气但不敢有半点马虎,那些灯笼可是一家人的希望。
每年赶在祭灶之前要清扫粉刷房子,爸抽空从地里挖回几块白土备着,只等好天气。爸妈每天忙的两头不见太阳,这大扫除自然是我们姐妹的事儿,虽说是个苦累活,但只要想着新衣裳和压岁钱,就有使不完的劲儿。记忆中,两岁的五妹也来参加,跟在我们身后,兴高采烈地搬力所能及的东西。等到该搬的都搬到院子里,大姐和我全副武装,戴上口罩包上头巾,攀高上低挥动绑在竹竿上的笤帚,将墙上的灰尘清扫干净,家里旮旯拐角也不放过。孩子的天性就是好玩,即使干活也不放过,家里任何一处都是我们藏猫猫的好地方,很平常的物件在那一天也是我们的宝贝,轻拿轻放舍不得扔掉。忙碌一天,赶在天黑前把所有的家什搬进粉刷过的房子,满屋子都是白土的清香。
大扫除后,第二天起个大早,到处打听村上哪口水井冬灌,得知确切消息后,便和大姐抬上衣物带上搓衣板急匆匆奔去。数九寒天的井水很暖很柔,没有一丝寒气。井台边围满了前来清洗衣服的大人娃娃,路旁的树丫上挂满了洗好的衣物,哗哗的井水伴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让寂静一冬的田野沸腾了。
终于盼来了祭灶,妈总会挤出时间烙几锅灶飥飥买回几块灶糖。天刚擦黑我们就帮妈在案上摆好香炉和吃食,然后一边咽着口水一边看着妈虔诚地点燃香烛,请灶爷灶婆回家过年。祭拜完灶神,我们就能吃到香酥的灶飥和粘甜的灶糖。
祭了灶爷,年越来越近了,街上也一天比一天热闹。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来赶年集,小镇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每个商店挤满了买年货的人们,你挑几个大老碗我买几个花碟子,你称几斤点心我买几斤麻饼。男人们提着一捆粉条或者拎着一捆葱奔走于肉架子间,比较着谁家肉好价钱合适,女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布匹鞋帽,挤在柜台前高高地扬起手中的布票;老婆婆邀上隔壁她大姐儿,在街上挑选自己喜爱的手帕头巾,老汉们豁出去了,在理发店门前排着长队,抽着烟锅讨论着今年的收成;男娃总是在摔炮儿摊前挪不动脚,而我们女娃最喜欢的莫过于街上的年画和窗花,看上钟意的,便会兴冲冲跑回家向爸妈要几毛钱。因为过年,大人们比平时也大方多了,喜滋滋地接过钱,兴高采烈地和小伙伴向街上跑去,唯恐迟一步心爱的年画和窗花被别人买回家。
到了腊月二十七八,各家各户的主妇开始蒸年包揽臊子了,整个小镇炊烟袅袅,空气中满是年包和臊子的香味。你今天帮我捏包子,我明天帮你揉面团,你送我几个豆沙包尝尝鲜儿,我给你端几个地软包子品品味儿。那两天,娃娃们走东家串西家,空着肚子出门,打着饱嗝回家,手里还会提着大妈大婶塞给的包子。
大年三十,是大人们最忙碌的时候也是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爸贴好对联摆好牙牙婆,然后上坟请回已故的先辈们回家过年。妈从一大早就在灶房里忙个不停,剁肉馅煮头肉,而新衣服新鞋子早早被我们从柜子里取出来,试了一遍又一遍,鞋子放在高处,衣服叠好小心翼翼地压在枕头下,外面跑一圈就会引回来几个小伙伴,拿出新衣新鞋欣赏一番,然后再小心地压好。夏天储存的西瓜籽南瓜籽从箱子里取出来,棉花杆上也绑上了一挂鞭炮,只等着天黑。
一切准备停当,年就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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