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孙郁散文集《秋夜闲谈》，里面有一段摘自废名的议论，颇值得深思：

“ 中国文章里没有外国人的厌世观。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就在文艺里多是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中国人的思想大约都是“此间乐，不思蜀”，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文章里乃失却一份美丽了。“

我以为，这几句话举重若轻，实乃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弊病。

中华文明的好，即好在它的世俗性；败，却也败在这世俗性。孔老夫子悠悠然道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后，文化的大洪流即浩浩汤汤势不可挡地朝着此岸世界奔涌而去。自那以后，除了道家，还有没有超越世俗形态的文化意识，我并不清楚，即便有，也成不了气候罢。

比之形而上意识浓烈而持久的西洋文明，华夏的本土文明可谓是自在自为的清淡与安逸。儒家自不必说，道家算得上是一支异端，却始终只是士大夫致仕隐逸的的慰籍与谈资，为信徒所持重的一面，又多在消极避世，静观修身，因此难以对整个文明体系起到修缮缝补的作用。由之衍生繁育出的文学与艺术，自然也难逃这局限，其后果是，中华文明的整体气象，广博有余，厚重不足；多审美而少哲思，多智而少勇。虽不乏俗世景观的流彩，却始终未能越过地平线，将目光投射得更高，更远。

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中西文明间最分明的一道鸿沟。中国人自古以来讳言死亡，即使闪烁其词地提到，也多半是置于佛家轮回转世的语境里，其实还是一种“避“，重点在于抚慰现世的人心；反观西洋文明，从古希腊先贤到中世纪神学家，再到近代启蒙哲人，对“死亡”的深切关怀与近乎执迷的追索是反复呈现的主题，而这种意识，很大部分源于他们的宗教观。我本人并非教徒，之前一度轻视过西人的宗教狂热，认为这是一种上古沿袭下来的愚昧，然而细细思索之下，却不得不承认，抛开宗教本身的含糊性与寓言性，宗教精神对人类文明史的推动力确乎是不可忽视的。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对彼岸世界的景慕与敬畏，人的灵魂才能实现与纷杂尘世的剥离，不囿于眼前的蝇利，在感受到个体的有限性的同时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在至高无上的神性面前卑微匍匐的同时，更为彻底地实现了人性的自我完成。这种自我完成尽管往往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一半出于对宗教的极度虔诚，一半则出于对宗教的极力反抗，两股潮流在历史的漫途中最终汇到了一起，西洋文明至此具有了中华文明所不及的厚度。

由于文明背景的差异，中国人殊难直接领悟西方的宗教情感。若如叔本华及尼采所言，则较为直观的方式是通过音乐——巴洛克及古典主义时期的宗教音乐之气魄宏大，雄浑富丽，呈现的是人性与神性的完美交融，让奏者，歌者与听者在深深陶醉于声乐魅力，自我满足的同时，亦体悟到人在宇宙天地间的渺小。这种情感是复杂的，既喜悦，又悲哀；既冲荡，又平和。其摇撼人心之力，难以言尽。如果艺术是人与神沟通的有效方式，则音乐无疑是最佳的载体。

与其说中国人缺乏宗教（佛教，道教，各种教的影响力终究无法与世俗的君权相抗衡），不如说中国人缺乏宗教式的处世精神和认知态度。宗教只是外衣，内核是个体的存在与外界间的相互平衡。人该如何自我定位？这点很重要。木心曾提及“对信仰的信仰”，实乃机智的俏皮话。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即使有了信仰，我们又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