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813《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五十一卷-13
发愤忘食，恳恳不已
顺帝听说北海国人郎顗（yi）精通阴阳之学。于是下诏，命公车征召郎顗，询问有关天象变异之事。
郎顗上书说：“三公在上与天之台阶相应，在下与帝王同等重要，政治离开正道，则寒阴违反时节。
现在身居朝廷显职的人，只知争相请托，谋求高位，享受丰厚的俸禄，却不知忧国忧民。
他们整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甚至佯装卧病在床，贪图安逸。
可是，一旦接到封官授爵的策书，能得到皇帝的赐钱时，则会从病床上爬起来了，患病为何那么容易而痊愈又那么迅速【何疾之易而愈之速】！
采取这种态度，想要消除灾难，建立太平盛世，怎么能够做到？
现在举荐州牧和郡太守，全都委托三公负责，既然州郡属吏不能称职，就责备州牧和郡太守。
那么州牧和郡太守有过失，又为何不去责备举荐他们的人？
而陛下不仅不责备举荐者，反而更加优待他们，这就滋长他们怠慢政事的劣习，愈演愈烈。
正如俗语所说‘大网疏，小网密’，即朝廷要求三公过于宽缓，而责备州牧、郡太守又过于严急。
三公不是我的仇人，我又不是疯子在这里发狂。
我所以发愤忘食，不断地恳切陈辞的原因【发愤忘食，恳恳不已者】，实在是惦念朝廷，希望达到兴盛和太平。我的奏书不选择言辞，我就是死，也不敢怨恨！”
于是，郎顗向朝廷提出七项建议：“一，皇帝坟墓园陵失火，应该体恤老百姓的劳苦，停止修缮的差役；
二，立春以后，气候阴寒，不合时节，应该选择良臣，辅佐圣王教化；
三，今年是少阳之年，春季当有旱灾，夏季必有水患，应该遵照以前的典章制度，厉行节约；
四，去年八月，火星出入轩辕星座，应该挑选合乎释放条件的宫女出宫，准许她们自由婚嫁；
五，去年闰十月，有白色的云气从西方天苑星座向参宿的左足移动，进入玉井星座。恐怕立秋以后，将有西羌进犯和反叛，应该事先通知有关各郡，严加防备守御；
六，本月十四日乙卯，白色的虹穿过太阳，应该下令朝廷和地方官府，一律等到立秋以后，再审理诉讼；
七，汉朝建立以来，迄今三百三十九年，已经超过了三个周期，应该大幅度删除修改法令，有所变更。圣明的君王应该顺应天心，犹如由春入夏，大地脱去青色衣服，改穿绛色衣服。
自从文帝减轻刑罚，已三百年了，然而那些微小的禁令，已渐渐积少成多。
圣明君王的法令，犹如长江和黄河，应该使百姓容易避开且难于冒犯。”
郎顗再次上书举荐黄琼、李固，认为朝廷应对他们二人加以擢用。
又说：“自去冬到今春，一直没有降雨，并且多次刮西风，违反了时节，朝廷忧虑，到处祈祷，祭祀山川，在烈日之下，舞龙过市，祈求上天降雨。
我曾经听说，上天虽然爱护万物，但决不会为虚伪的祈求所感动。
灾异是针对人世而降的，最重要的在于责备自己。
如果人们一祈求天就降雨，或者一祭祀就没有水灾，岂不是年年丰收，太平可以坐等得到？
灾害所以不能停息，是由于病源并不在这里。”
奏书呈上之后，顺帝拜授郎顗为郎中，郎顗称病，不肯就职。
感思：郎顗的父亲郎宗，生活在安帝时期。郎宗精通《京氏易》、风角和星算，靠卖卜为生。
汉安帝征召他，对策后拜为吴县令。
后来他占卜出京师将有大火，果然应验，诸公因此想以“博士”之位征召他。
郎宗觉得，靠占卜预测吉凶来获得官职是一种耻辱（“耻以占事就征”）。
征召的文书还没送到，他就在夜里把印绶挂在县廷，逃走了，从此终身不做官。
郎宗的态度很明确：术数可以用来谋生，但不能用来换取功名利禄。
郎顗后来“称病不就”，与他父亲当年的“悬印遁去”，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郎顗拒绝出仕，家风的承袭是“表”，对朝堂的失望是“里”。
两者交织在一起，才让他做出了“称病不就”的选择。从他上书的字里行间，能清楚地读出这种失望：
他讽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佯装卧病在床，贪图安逸”，可一接到封官授爵的策书、能得到皇帝赐钱时，“则会重新从病床上爬起来了”。
这种辛辣的刻画，说明他对朝堂上下的风气已经看得非常透彻，甚至带着一种鄙夷。他看透了当时官员的虚伪。
郎顗指出了制度性的积弊。 他说朝廷举荐州牧、郡太守都委托三公负责，可州郡官吏不称职，却只责备州牧和郡太守，而不去责备举荐他们的人。
他直言这是“大网疏，小网密”，朝廷对三公过于宽缓，对地方官又过于严急。
郎顗提出七项建议，涉及停修陵寝、选任良臣、厉行节约、释放宫女、防备西羌、宽缓诉讼、修改法令，几乎涵盖了朝政的方方面面。
这些话他说得恳切，甚至说“我就是死，也不敢怨恨”。
顺帝给他的回应是拜授他为郎中。给了他一顶小官帽，却没有真正触动他指出的任何一个根本问题。
三公依然故我，举荐制度依然如故，那些“佯装卧病”的人依然在朝堂上。
郎顗如果接受郎中一职，就等于被这个他批评的系统收编了，成为他笔下那些“一接到策书就爬起来”的人中的一员。
所以，他的拒绝，既是对父亲“耻以占事就征”的继承，更是一种清醒的、带有悲剧色彩的抗议：
我把话都说尽了，你们不听，那我也不陪你们玩了。
一个“发愤忘食”地惦念朝廷的人，最终选择转身离去，心里装的恐怕不是超脱，而是深深的无力与失望。
郎顗最后说“灾害所以不能停息，是由于病源并不在这里”， 是对当时朝廷救灾方式的根本性批评。
当时连年旱灾，顺帝朝廷的反应是“到处祈祷，祭祀山川，在烈日之下，舞龙过市”，试图用仪式来求雨。
郎顗对此极为不屑，他说：“上天虽然爱护万物，但决不会为虚伪的祈求所感动。灾异是针对人世而降的，最重要的在于责备自己。”
因此他所说的“病源并不在这里”，意思是：灾害的真正根源，不在于求雨仪式不够虔诚，而在于朝政本身出了严重问题。
郎顗的逻辑是：如果朝政不修，贤人不用，百姓困苦，那么再怎么“暴龙移市”地求雨，也只是舍本逐末。
真正的“消灾之术”，是皇帝“责己”修德、选用黄琼李固这样的贤臣、宽缓刑罚、赈济贫弱。
后来“其夏，大旱，如顗言”，旱灾果然未被祈禳消除，这恰好印证了他的判断：病根在朝政，不在祭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