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转变。... 60年代作为激进主义和反叛知识分子代表的利奥塔和福柯，描述了“解放与启蒙的堂皇叙事”中严重缺乏信仰的新现象。... 许多年来，西方知识分子支援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巴勒斯坦和伊朗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一些年后，他们疲倦了、失望了。
—— 爱德华·赛义德
凡蒂莫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一种始于启蒙时代、对理性和启蒙坚信不疑、认为历史分阶段线性发展的一种态度。但这种态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遭遇重创，西方反叛知识分子曾极力支持的“革命”并未带来期望中的自由解放，反而给恐怖主义和野蛮主义提供了温床。所以利奥塔提出始于法国大革命的、关于“自由解放”的堂皇叙事走向终结。
文化与制度的移植需要一个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冲动本能让他们加入街头抗争，但脆弱的神经又承受不住幻灭带来的痛苦，于是便有了各种以价值破碎和意义消解为特征的后现代流派。这是实实在在的“知识分子幼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