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起小时候念私塾的日子。
那是一九四七年，我刚满六岁的时候，母亲便携我到一家私塾读书。入学时，秉烛烧香，跪拜孔夫子，也兼拜先生。先生身材精瘦，一袭青色长袍。曾是落第秀才，满腹经纶，方圆十里，颇有些名气。拜过之后，先生对我说：“从今往后，你就是夫子门生，当好好念书。”我记得，给先生的学俸，半年是一担多谷。折合算来，正好是母亲一瓢一勺，辛辛苦苦喂的一只小猪。那时我就想，倘不好好读书，就会辜负母亲的辛劳和期望。
学堂里，有十多个莘莘学子。年龄大小不一。有青年男子，有待嫁闺女。我是年龄最小的。同一个课堂，各人读的书也不同。有读《四书》的，有读《五经》的，有读《百家姓》、《女儿经》的。我发蒙时读的是《三字经》。不象现在，一个班的同学，读的都是统一的课程。先生授课，都是单个地教，将一个一个同学叫到他的书案前，用红色毛笔点读课文。学生照着读，并听取先生的讲解。一般是每次点读一个段落。点读后，学生回到桌上，自个儿温习、诵读。诵读须大声，声音小了，或显倦意，先生的竹板就会在案桌上敲响，以示警醒。诵读熟了，再到先生那里点读新课。熟读快的，点读就多。那常常是衡量一个学子会不会读书的标志。凡点读之书，都必须到先生的案前背诵，背诵时稍有卡壳，先生会提醒一句，不过随之而来的是腿肚子上将挨一记竹板。每到年中或年底，读完了整本的书，要包本背诵。我就读私塾两年，读完了《三字经》、《捷径杂字》、《幼学琼林》和《四书》，那时记性好，熟读如流，都能包本背诵，很少挨先生的竹板子。我之所以稍有旧学功底，现在想来，是与当年读书的童子功分不开。
那时读书，都是读跑学，没有读住宿的。家离学堂近的，中午回家吃饭。远一点的，就带饭到学堂吃。寒天冷冻，师母就把学生带的饭菜集中蒸热，让学生吃上热饭热菜，不再另收分文费用。家境好的，带的饭菜自然好，饭为白米饭，菜有鱼肉香。家境不好的，多为粗米饭、腌菜。我家虽然也很穷，但母亲总是把最好的饭菜让我带到学堂，腌菜和小刁子鱼是常有的。间常碗底还埋着一个荷包蛋，那是母亲对上学的儿子的爱。也有极少同学中午不带饭，大家吃饭时，就借故到外面玩，直到晚边放学再回家吃饭。那时，我朦朦胧胧的感觉到，家境的贫富，同学之间的差异。
私塾的纪律是严格的。同学之间相骂打架，大同学欺侮小同学，男同学欺侮女同学，轻则要挨先生的训斥、竹板，重则当请来家长，劝其退学。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持签上厕所。先生的书案上有个笔筒，笔筒里插着一支竹签。先生规定，凡上厕所必持竹签。上完厕所将竹签放回笔筒。其用意大概是为了防止学生成群逃学。有一次，一个同学偷懒，持竹签躲进厕所，好一阵不出来。正遇一女同学屎急，却不见案桌上竹签，上不了厕所。结果，屎尿都憋在裤裆里，弄得满课堂的臭气。偷懒躲厕的同学，自然挨了二十大板的重重处罚，手掌都打红了。持签上厕，是否合乎情理，那时似乎没有哪个同学敢于质疑。
私塾学堂，没有什么体育设施和课外活动。休课时，同学们的文娱活动是踢毽子、跳绳或玩“捉瞎子”的游戏。先生兴致来了，也跟我们讲故事。如讲古时候有个叫匡衡的人，家里穷点不起灯，就把自家墙壁凿个小洞，借邻居的灯光来看书；有个叫阳康的人，晚上映着雪光勤读；有个叫车胤的人，在夏天捉几十个萤火虫，装入绢袋，照览卷册。等等。“凿壁偷光”、“映雪囊萤”这些流传的佳话，最先我就是从私塾先生那里知道的。有时，先生还教我们怎样作对联，讲《声律启蒙》。他常常摇头晃脑，诵读“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这样的句子。我参加工作时，就多亏自己做的一幅对联敲开报馆门，当上了记者。应该说，是得益于当年先生的教诲。我的这位私塾先生，土改时被划为破产地主。大概是人缘好，诸多学生家长同情他，土改运动中，他是我们乡下唯一没有挨批挨斗，受皮肉之苦的地主。只是到刮“五风”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年纪老了，又不会做田里功夫，据说被活活饿死。他虽然是地主成份，我却深深地怀念他，怀念他在家乡的一方热土上，曾经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传播文化的种子。
备注：这两天过年太忙，实在没时间完成日更，今天依旧盗用老父的一篇旧文。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