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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大中国史》至7%。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我可以简单回答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原来宇宙之间，无论哪一种现象，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这个变迁，就叫做“进化”。因此，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它的“原因”，就可以预测它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法子。要明白事情的因果关系，所以要“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有限，要借助于别时代、别地方的人，就要有“记载”。记载就是“历史”。

要明白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先要晓得它的“事实”。考究人类社会已往的事实的东西很多，譬如（一）人类之遗骸，（二）古物（无论工艺品、美术品、建筑物），（三）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都是。记载往事的书籍，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然而最完全最正确的，究竟要推书籍。所以研究历史，仍得以“史籍”为中心。

历史书所记载的事实，从前的人，把它分做（一）治乱兴亡，（二）典章制度，两大类（参看《文献通考》序。这两个名词，不甚妥当，但是一时没有适当的名词，姑且沿用之，我以为前一类可称为“动的史实”，后一类可称为“静的史实”）。正史中的“纪”、“传”，是记前一类事实的；“志”是记后一类事实的；二者又皆可出之以“表”，以图减省；所以正史可称为“纪传表志体”。各种历史，要算这一种的体例，最为完全（所以从前把它立于学官，算做正史）。编年和纪事本末，是专记前一类的事实。政书是专记后一类的事实。

现在研究史学，有两件事情，最应当注意的：其一，是要有科学的眼光。便是现存的材料，都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其中最紧要的有两层：一是把不关于历史之学的析出，以待专门家的研究（譬如天文、律、历）；二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譬如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食货一类的史实，就可以知道社会的生活状况，就知道社会物质方面，而物质方面，就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原因）。其二，是要懂得考据之学。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然而历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做精密正确的（只要看从前人所考据的便可见）。所以考据之学，实在不能不讲，其中最紧要的也有两层：一是要懂得汉学家的考据方法。这一派学问，是我们中国最新而又最精密的学问。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一切书才都可以读，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不然，就全据了些靠不住的材料，或者有了材料，不知道用法）。二是要参考外国的书。从前中国历史中，关于外国一部分最不正确（譬如朝鲜、安南要算同中国关系最深的，然而记载这两国的事情，还是误谬百出）。今后研究，必须搜罗他们自己的书（《四库书目》著录外国人所自著的历史，只有郑麟趾的《高丽史》等两三种。这是因为当时朝鲜、安南等，表面上都是我国的属国，暗中却都是帝制自为，所以禁止国内的书籍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就不去考求，可谓暗于外情了）。就是中国的事情，也有要借外国史参考，方才得明白的，譬如元朝在西域一方面的事实，就须参考西史（参看《元史译文证补》）；清朝未入关以前的事实，中国人完全茫昧，反要参考朝鲜人的著述（参看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就是个好例（这一层，外国也是如此。譬如朝鲜人，讲高丽以前的历史，就一大部分要借中国书参考。总而言之，世界大通，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参稽互证。试看近人《章氏丛书》中的《法显发现西半球说》，就可见得中国的历史竟可供给墨西哥人参考了）。

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宗教。燧人的时候还在“渔猎时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渔猎时代，还没有“夫妇之伦”（一群女子，都是一群男子的妻，参看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渔猎时代，还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到畜牧时代，因为畜牧要花劳力起的，也见《社会通诠》），所以“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到伏羲时候，便进入“游牧社会”。游牧社会，人民便从山谷之中，分散到各处平地；“家族制度”，就从此发生，所以有“夫妇之伦”。从游牧时代，变到耕稼社会，总是因为人民众多，地力不给；所以神农才要“教民农作”。《白虎通》这一段话，无一句不和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相合的，可见得真古书的可贵。

这一族人，现在称他为苗，乃是“蛮”字的转音，和古代“三苗”的“苗”字无涉；试看古代“三苗之国”亡后，历代都只有所谓蛮，并无所谓“苗”；从元明清以来方渐次改称为“苗”，就更无所谓蛮可知。蛮是中国人通称南方异族之名，他种族的本名，实在是“黎”字。后世都写作“俚”或又写作“里”；《后汉书 · 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注》：“‘里’，蛮之别号（其实是本名），今呼为‘俚人’是也。”这一族人，似乎本来住在中央亚细亚高原，后来沿长江东徙的，何以知道呢？

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的，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的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且勿论其为是为非，为功为罪；孔子这个人理想的博大；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看《孟子 · 万章上篇》便见；这一篇的话，都是孔门的“书义”，上文已经说过了〉却很是可惊；所以当时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说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责任，后世的儒家，也应当分负的）。其二，世界究竟是“进化”的，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其余各事，都是如此；一部历史，都要用这种眼光看）。

禹的治水，也是当时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尧典》上只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二十个字，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吕氏春秋· 爱类篇》说“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似乎仍旧是河患；但是《吕氏春秋》这句话，是原本《尸子》的（《尸子》已逸，只有辑本，所以现在就引《吕氏春秋》）。尸子是晋国人，他单说龙门吕梁，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参看胡渭《禹贡锥指》卷三），再看《淮南子 · 本经训》“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实在是“弥漫于中国大平原”之上了。原来古时候，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这个说法太长，不能细讲；欲知其略，请看孙星衍的《分江导淮论》。《白虎通》：“谓之渎河？渎者，浊也；中国垢浊，发源东注海，其劲著大，故称渎也。”《风俗通》引《尚书大传》：“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水经 · 河水注》：“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则四渎之渎字，实在有“通”、“浊”二义；“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浊”同“周通”二义。这都是相传的旧训，决非郦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灾区极广。尧时候的水，据《尧典》看起来，似乎“是多年的积害”，那么，自然情形更重大了。

古代的事情，都不过传得一个大略；都邑之类亦然，不过大略知道在什么地方；区区计较于数十百里之间，实在是白费心血的，所以阳城到底在登封，还是在禹县，这个问题，暂可不必较量。至于所论禹都晋阳一层，实在非常精确。禹都河北这一层，造伪书的人，也似乎知道的；不过知道得不甚精确；他脑筋里，只有一个“魏国夏禹所都”的观念；见战国时的魏，是都安邑，就以为安邑必是禹都；禹都既在安邑，就桀都也在安邑了；桀都既在安邑，就连鸣条也搬到河北去了；辗转牵率，就闹出绝大笑话（见下节）。然而禹都虽不在安邑，却不害其为在晋阳；并且“惟彼陶唐……乃灭而亡”几句《夏书》，怕确也是指太康亡国的；不过造伪书的人，不应当把兄弟五人改作“厥弟五人”；再把这几句《夏书》硬栽在他口里，算是他所作的歌罢了。这样看来，太康似乎是本居晋阳，失了国，逃到洛汭的；当时还离河北不远，到后来，才给寒浞等愈逼愈东，以至于灭亡。少康虽灭寒浞，曾否恢复河北却是一个疑问；所以桀之都，又在河南了（见下节）。然则后羿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左传》说：“后羿自迁于穷石”；《淮南子 · 地形训》：“弱水，出自穷石”，高诱注：“穷石，山名也。在张掖北，塞水也。”似乎太远些。然而尧本都冀州，羿在尧手里就是射官（见《淮南子》），是个西北之国，却也不足为怪。难道羿是从西北塞外侵入的吗（看春秋时候的情形，便知道如今的山西省，在古代强半是戎狄占据之地。又夏好音乐，羿好田猎，也似乎一个是久居开明地方的人，一个是从塞外侵入的）？这个实在证据不足，只可存为一种推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