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工商矿本末表
道光咸丰间（1840—1861）
海疆事起，五口通商。洋布洋纱大入，东南机杼凋零，耕织之业初裂。田赋仍为岁入大宗，然银贵钱贱，民纳赋倍艰，州县浮收日苛。盐法壅滞，引岸废弛，盐课亏空。滇铜黔铅产额渐衰，京局铸钱屡缺。此所谓“本业已伤，末利未兴”之时也。
同治光绪间（1862—1894）
洋务兴，始求“自强”“求富”。曾国藩创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设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左宗棠开兰州织呢局，张之洞建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官督商办之局遍于津、沪、闽、粤，然官气积重，商股裹足。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稍振矿政，然多借洋债，利权半失。是时，海关税、厘金渐成岁入支柱，田赋比重始降。
甲午后至清末（1895—1911）
马关订约，许洋商设厂，外资纱厂、船坞、铁路蜂起。张謇弃官营南通大生纱厂，荣宗敬兄弟创保兴面粉，民族实业始萌。农工商部立，颁《公司律》《矿务章程》，然路矿利权多抵押外债。清廷财政困于赔款，岁入赖关税、盐课、厘金，田赋附加名目杂出，民不堪命。
民国北洋时期（1912—1927）
欧战酣，列强无暇东顾，华商纱厂、面粉、火柴业得隙勃兴，号为“黄金时代”。然军阀割据，田赋预征至数十年后，厘卡林立，逢关抽税，商旅断绝。中央财政仰给关余、盐余及外债，币制混乱，银两、银元、铜元、纸币并行，各省滥铸，市价不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36）
定都南京，倡“国民经济建设”。资源委员会兴办重工，然官僚资本渐侵。废两改元（1933），行法币政策（1935），统一币制，初利工商。整顿旧税，创办统税、所得税，财政略形整饬。然农村破产，谷贱伤农，工商虽进，根基实摇。
抗战时期（1937—1945）
沿海厂矿内迁，后方工业一时勃兴。然物资统制严苛，统购统销，民营凋敝。财政困极，行“田赋征实”，征借军粮，农民负担倍蓰。法币滥发，物价飞腾，囤积居奇者富，勤力生产者贫。
战后崩溃期（1946—1949）
接收沦“劫收”，国营事业垄断益甚，民营无喘息地。财政赤字超支六成以上，全赖印钞。法币既溃，改金圆券（1948），限价掠夺，不数月而币信尽失，工商倒闭，经济总崩。
二、赋税币制损益表
岁入源流之变
晚清（1840前）：岁入赖田赋、盐课、常关税，土贡、捐纳辅之。
晚清（1840后）：海关税、厘金骤增。光绪末，岁入八千万两，关、盐、厘居其大半，田赋不及三成。预算初立，然入不敷出，债台高筑。
北洋时期：中央岁入唯恃关盐余款及外债。各省截留税款，中央财政空壳。
南京政府：初行国地收支划分，整顿关、盐、统三税，后增直接税（所得税、利得税）。抗战起，货物税、专卖收益激增，田赋收归中央并“征实”。
币制乱象录
银钱并行之弊：晚清银两（库平、关平）、制钱、银元（鹰洋、龙洋）杂用，银贵钱贱，商民交困。宣统间颁《币制则例》，欲定银本位，未及行而清亡。
乱铸与挤兑：北洋时期，各省滥铸铜元，劣币驱逐良币，币信扫地。中交两行屡发挤兑风潮。
法币兴亡：民国二十四年（1935）废银本位，行法币，初稳金融。抗战军兴，为补赤字，发行无度。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发行额较战前增数百万倍，物价指数腾跃千万倍，法币成废纸。
金圆券之劫：民国三十七年八月，颁《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兑民家金银外币。未几，限额突破，贬值较法币更速，经济彻底崩溃。
三、财政收支盈虚表
时期 岁入主要来源 岁出主要去向 盈亏状况 备注
晚清前期 田赋、漕粮、盐课 官俸、军费、河工 略有盈余 康乾时库藏颇丰
晚清后期 关税、厘金、外债 赔款、军费、洋务 巨额赤字 甲午后岁出三成付赔款
北洋时期 关余、盐余、内债 军费、政费、债息 破产状态 中央政令不出都门
南京政府初期 关盐统税、公债 军费、建设、偿债 勉强维持 币制改革初见效
抗战时期 货物税、征实、发钞 军费、政费 严重赤字 通胀失控始于此
战后时期 美援、发钞 内战军费 总崩溃 金圆券加速民心失
太史公曰：
观百年实业财政之变，其损益可知矣。晚清之损，损在主权失而利权外溢，虽办洋务，如抱薪救火；民国之损，损在内乱频而建设空谈，虽行新政，终为军阀、官僚资本作嫁。农困于赋，商困于厘，工困于资，民困于币。始以白银外流而银贵，终以纸币滥发而物贵。呜呼！非无善政良法，然无统一独立之国家，无廉洁高效之官府，虽有良法，亦必沦为聚敛之具。经济之兴，岂独在术数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