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坑在看《金瓯缺》，一直有个说法“靖康之难的祸首是王安石” 。林语堂又在《苏东坡传》中极力贬低王安石及熙宁变法。 即使到近代翻案。对其依然各种褒贬不一。 最近比较闲，不是一般的闲，书都不看了，先写点吧。
说起王安石，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熙宁变法。说起熙宁变法，又必须从整个宋朝的大环境开始说起。
先把变法放到一边，简单的看下王安石的生平。
* 生于真宗天禧五年，其父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
* 仁宗庆历二年进士第四，那一科在后世看来，可谓人才济济。 杨寘，王珪（著名的三旨相公），韩氏兄弟（韩绛，韩缜），苏颂都是那一科的进士。
* 仁宗嘉佑三年，调为度支判官，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当时仁宗没有采纳。
* 仁宗嘉佑八年，因母亲病逝，辞官回家守丧。（丁忧之法是明朝才有的）
* 英宗期间屡次招其入京，均以守丧和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入京。
* 英宗治平四年，神宗继位，因为久仰王安石之名，启用为江宁知府。
* 隔年熙宁元年，神宗召唤王安石奏对，王安石重提改革的想法，受神宗认同，遂开时熙宁变法。其中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如青苗法，免疫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等。
* 神宗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径授吏部尚书之衔。
* 神宗熙宁八年，再次拜相。
* 神宗熙宁九年，长子王䨦病故，辞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 神宗元丰二年，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
* 神宗元丰八年，神宗去世，高太后听政后拜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 为“元祐更化”
* 哲宗元祐元年，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
看的出来，王安石真正实现政治抱负的其实就是熙宁变法的那九年。之前都在干什么呢，在“养望”，累积自己的声望。 “养望三十年，一朝为相天下敬服” 说的就是他。
再来看看熙宁变法，要理解熙宁变法，首先要知道，宋神宗赵顼为什么要变法？
赵顼是治平四年，英宗去世，身为长子的他继位登基，成为了北宋第六位皇帝。
其实说来也简单，继位的时候国家没钱了。
叶适说过句话。“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愁苦议乎盐、茗、榷货之间而未得也。 ……… 盖财无乏於嘉佑、治平……”
大致意思是一年下来没一分储蓄，围绕着盐，茶专卖也想不出好的办法，基本上北宋时期嘉佑，治平年间是最穷的。
就好比当时最大的公司CEO上任，看了眼财报却发现年年亏损。
要知道赵煦登基的时候才19岁，是截至目前北宋历史上亲政最年轻的一位（仁宗是明道二年，章献明肃皇后去世之后才亲政的）。正是意气风发想做一翻事业的时候。
当时大致穷到什么程度呢。 看两段话就知道了
初議山陵，上以手詔賜執政於資善堂曰：「國家多難，四年之中，連遭大喪，公私困竭。宜令王陶減節冗費。」且謂執政曰：「仁宗之喪，先帝遠嫌，不敢裁減，今則無嫌也。」
上謂執政曰：「仁宗御天下四十餘年，宮中富饒，故遺留特厚。先帝御天下才四年，固不可比仁宗，然亦不可無也。」故所賜皆減嘉祐三分之一。
大致就是给他爹修墓的钱都要削减预算，仁宗因为是英宗的干爹，为了避嫌不能省，但是给英宗修墓就无所谓了，因为是亲爹没这么多避讳，反正家里也不富裕，省就省点吧 ；同时新皇登基照理需要赏赐天下，也削减到嘉佑年的三分之一。
所以看的出来，当时是真穷……
但是我们赵煦是个有理想的年轻人，也深知赵宋已逾百年。当年祖宗之法中的许多弊病已经凸显了出来。也知道百年积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得需猛药去疴,重典治乱；更知道老爹留下来的这帮老臣，守成有余进取不足，所以在治平四年，刚上任的时候就下了一诏。
詔曰：「朕以菲德承至尊，託于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統，愧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闢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其布告內外文武羣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未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甄擢。惟爾文武，其各體朕茲令之非徒也。」
其实赵煦很早就知道王安石这个人的。
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 ，未为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持国(韩维)学术尤高，大臣荐入馆。吕晦叔亦 与安石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又结一时名德如司马君实 辈，皆相善。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颍王，持国翊善，每讲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持国是韩维的字，那韩维又是谁呢？ 就是前文中说到的同榜进士韩绛，韩缜的兄弟。可见同学的资源有多么重要……
但是王安石丁忧之后一直没有出仕，因此赵煦在这次求言的过程中做了个试探，向江宁府下了条指令。 起用他为江宁知府。 王安石这次没有推却，欣然受命。赵煦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问道与王安石“为治所先”, 治理天下先要干啥？
对曰：“择术为先。”
帝曰：“唐太宗何如？”
对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
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腾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这是互谈理想，先说了治理天下先要制定相应政策；然后当皇帝问道唐太宗如何时，直接讲高度拔高到三皇上面， 要知道赵煦一直是以李世民为偶像的，王安石说李世民算啥，你要学就学尧舜。“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 把面试官唬的惊喜交加，愣了一会才说，“你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接下来两人就当下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等做了充分的交流。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再接下来，发生了熙宁年间那次著名的辩论。
起因是河北灾变，赵宋又在贫穷的路上渐行渐远。 于是当时的宰相曾公亮说：“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 ——眼下河朔地区受灾，需要花钱救灾，但是当前财政紧张缺钱，要不今年郊祀典礼两府的赏赐，就都省掉不发了吧。
这道旨令送去翰林学士那准备执笔拟旨。赵煦就把这事拿出来做下讨论，结果当时同在翰林院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同学，却给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意见。
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 —— 这种救灾节用，从高官开始，很好，就这么办。
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 —— 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没本事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 —— 常衮减少俸禄，总比那些个尸位素餐的废物好。现在国家确实处在缺钱的当口，介甫兄你说的话我不认同。
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 —— 为啥没钱？ 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在位。
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 ——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得没饭吃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接下来王安石便说出了那句熙宁变法最著名的话：“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 不对，有善于理财的人在，民众不用加税，而国家一样有钱可以用。 这句话在当时背后的含义就好比你现在和老板讲，我不用增加市场投放预算，一样可以把用户量做起来。 赵煦听到现场立马的两眼放光。
当然，司马光作为严谨的历史家，政治家。基于当时的农业社会的现状，也有他的观点：“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 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比如夏天洪涝，秋天就有旱灾。所谓的不加赋而国家有钱用，不过是暗地里从民众那边夺利，比加赋更恶劣。就像桑弘羊忽悠汉武帝那样，后果咋样？ 当大家都是傻子嘛？
吵到最后，皇帝出来和稀泥了。“朕意与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 会安石当制，遂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辞。 —— 好了，我的想法和司马光差不多，但是还是按照王安石说的，用了常衮的事来说两府，两府也就不再推辞赏赐了。
其实这两位的观点都有其道理。
司马光的观点其实就是“零和”。 钱就这么点，要么在官要么在民。 政府多一些，民众就少一些，政府拿的多了，民众吃不饱饭就造反。 这点在农耕社会是至理。
王安石则是“增值”。我不用加税，通过低息贷款，政府调控等等手段来刺激市场，增加货币流通，从而获取更高的税收。 这尼玛，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要说这货是穿越回去的我一点都不怀疑。（还有个一直觉得也是穿越回去的人是王莽……）
确实王安石这番言论在当时的确惊世骇俗，虽然很吸引赵煦，但是最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还是不敢轻易决断，只能采取和稀泥的方式。
不过这件事其实已经在赵煦心里埋下了种子。要知道，熙宁变法的这对君臣也是双向选择的结果。 对王安石而言，于仁宗《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已经做过提案，但是老板没有采纳。 而到了英宗，一来当时正忙着给亲爹正名分，搞濮议之争；二来当时的宰相韩琦也和他不对付。所以若想实现他的抱负只有依赖于赵煦。对赵煦而言，周遭均是肱股老臣，手段基本上都是以修生养息，削减开支，肃清吏治为主，也拿不出什么快速有效的方案来，总体来说温和而缓慢。同时仗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皇帝一些出格的行为处处掣肘。赵煦若是想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话，他们绝不是好的选择。因此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之外，赵煦想做点事，没有其他选择。
于是到了熙宁二年，财政情况依旧没有好转，赵煦决定启用王安石，事前去询问当时的宰执们的意见。曾公亮一如既往的挺王安石，“力荐之”。 但是参知政事唐介，则说王安石不可大任。
赵煦问：“卿谓安石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 —— 王安石是文学，经书，吏事到底哪块不行你这么反对？
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变更。” —— 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的时候不切实际事理，如果让他当执政，估计会对当前的政策有很多变更。
赵煦不死心，又跑去问侍读孙固：“安石可相否？”
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 —— 王安石文章与德行都很好，做个台谏侍臣就可以了。宰相自由宰相的气度，王安石偏激又狭隘，不太能容人。如果官家你真的要用贤相，找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就可以了。
赵煦问了一圈，都是这个答案啊，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 直接把这些问题拿去问王安石本人，谓之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 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懂实际的政务，你怎么看？
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耳。” ——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大都是没本事的人，才会说经术无用。
帝曰：“然则卿所设施，以何为先？” —— 那让你来执政的话，你打算先做啥？
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
结束。庚子，以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因为赵煦从这句话里知道了，这货是法家的，儒家的人说不是这样的话来……
为啥呢，因为赵煦内心也是倾向于法家的，在治平二年，他还是颖王时，便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不能明说的，因为从五代十国战乱中走出来的赵宋，释完兵权之后，一直都是以文制武，彻底的儒家治国，儒家的三纲五常和皇权天授满足了统治者服从于和平的需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开篇就讲了“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 所以说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吐槽一句，即使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依然是全世界农民起义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
因此碰到个思想价值相同的人… 两人想不擦出些火花都难。
任命了王安石的同时，赵煦同时调整了东府的人事班子，共有五名成员，其时舆论对每个人都有一字评语。简称“生、老、病、死、苦”
生指王安石，生气勃勃地锐意新法
老指右相曾公亮，已是年近古稀
病指左相富弼，不满新法而称病不出
死指参知政事唐介，他也反对新法，不到两月就去世
苦指参知政事赵抃，每见新法出台，他便不停称苦。
好了，熙宁二年，变法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