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无为政治”中讲到，人们通常把权利分为两种：
一种权利是为了平衡社会冲突的，称之为横暴权利。
横暴权利下，必须使用暴力来维持其地位，以获得经济利益。
这种权利具有压迫性，是维持胜利方和被支配方关系所必需的手段。
另一种权利是为了加强社会合作的，称为同意权利。
即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去从事社会分工的工作。
社会分工需要自己和他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件事情。
大家都得遵守同意分配的工作。于是产生了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是共同授予的权利的基础，是同意。社会分工愈复杂，这种权利的范围就愈大。
这两种权利在社会里共存，并且错综复杂、难以区分。统治者也就是政府，同时代表了这两种权利，我们将其称之为有为政治。
书中以美国为例。表面上看，这个国家是偏重同意权利的，但在种族之间，却依旧是以横暴权利进行统治。
无为政治在乡土社会的运用
处于农业经济时代的古代中国，由于农耕技术落后，土里刨食的老百姓缺乏储蓄，筑个城修条河，老百姓不仅出钱、还要出人力；
如果君主还有开疆扩土的雄心壮志，那么军费供养、军队开支等这些巨大的负担，当然也要由老百姓承担，一旦超出了老百姓承受能力，为了生存，像陈胜吴广类的人们揭竿而起，也就成了早晚的事。
所以为了维持自身皇权，统治者从历史经验中，摸索出了“无为”的生存价值。
所谓“无为”，其实就是养民。统治者尽量少动用社会资源，少干涉民众的正常生活，使得国家人口得以繁衍生息，社会繁荣昌盛，统治也才能长治久安。
在基层社会中，统治者出于养民的需要，横暴权利的作用并不强，而是让同意权利来规范乡土社会。
由于乡土社会是小农经济，可以关门自给，同意权利也就衍生为规范乡土社会的各种礼俗。
乡土社会的权利结构，由于皇权十分微弱，“是无为的”，因此乡土社会的政治是无为政治。
长老统治在乡土社会中的教化权利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各人之间有着高度了解，每个人只需要按照长辈传授的经验来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即可。于是有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说法，这些社会继替过程中产生的文化与经验，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在稳定的乡土社会中扎根下来，并形成了教化的力量，这种教化的权利称之为礼治或长老统治。
每个要在这逆旅里生活的人就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这些众多规律下，从心所欲而不碰着铁壁。
被教化者所要学习的那一套文化，是先于他而存在的。
教化性的权利虽然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利。
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比如新添人口）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乡土社会就是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
对于长幼有序所反映血亲间的地位关系，亲属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形成，长幼原则的重要，表达了教化权利的重要。
长老统治与现代社会的冲突、融合
然而长老统治在社会变迁速度快、文化处于不稳定的时候，它的地位就会被动摇，教化权利也相应缩小。
因为长老统治者们以往的丰富阅历并不足以应对新的局面、解决新的问题。社会的变迁成为了传统习惯的阻碍，传统经验也意味着顽固和落伍。
尊卑已不在年龄上，长幼有序的比较已毫无意义，见面也不再问贵庚了。
此时的社会，慢慢地在脱离其乡土性。
只有那些根植于人们精神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反而成为了世代传承的文化精髓留存于世。
时至今日，长老统治所形成的乡土文化的影子仍然随处可见。
比如，当发生各种纠纷时，往往习惯于找能“做主”的人来调节；
又比如，在发家后不忘本要回去“建设”家乡的行为，也是“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 ”的反哺观念等等。
可见，孕育出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并不因为社会的变迁而荒芜，反而能提供更充足的养分，用以滋养那些需要它做保障的人们，给予他们家乡的温暖以及内心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