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
Pain and joy of the individual, must blend in the era of pain and joy.
相比起二十年前，现在不论是中产阶层，还是刚步入社会甚至还在求学阶段的年轻人，各个群体都呈现出了普遍的焦虑感。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得到订阅专栏作者、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何帆分享了他对这种普遍焦虑成因的看法。
何帆认为，中产阶级的焦虑并不在于社会流动的问题上，因为中产阶级已经流动到目前的水平，相对来说，再往上走通道比较开放。社会流动性的丧失主要是对于相对底层的阶层来说的，他们原来可以通过参军、考学、婚姻来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属性，但现在参军的越来越少，大学有些人负担不起，原来婚姻有很多是跨阶层婚姻，而现在的婚姻都是门当户对，这些阶层上升的道路相当于就被封死了。
中产阶级的焦虑主要在于缺乏对未来长期的预期。何帆分析说，中产阶层有很多未来的事情想不清楚，比如养老问题，在成熟的经济体里，交了养老金和税之后，就可以把钱全花掉了。但在国内，我们预料不到等到老的时候还需要多少钱，养老保险制度现在还并不完善，公共医疗和医疗保险制度现在也不完善，所以养老还是要靠自己，可是靠自己还需要多少钱？这似乎是个无底洞。所以在养老问题上每个人都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另外，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也陷入了“军备竞赛”，你不得不跟随整个社会的家长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何帆认为，普遍焦虑最主要的问题跟政策变化非常快有关系。为了长期的增长，大家必须需要长期的投资。为了长期的投资，必须要让大家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何帆觉得，政策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未来锚定的预期，“可能一两年做不了这件事情，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以后要去走的（路）。”如果把预期锚定在十年后，政策要告诉大家，十年后我们会在什么地方，会达到什么目标。“如果我认为十年之后确实会走到那儿，那我就可以按照十年的视野来布局。”而现在，何帆发现，从上到下关注的都是短期，比如今年的GDP增长率是6.5%还是6.7%等等这样的短期目标。如果能够把预期锚定在未来，那可能大家的焦虑感就会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