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广东省，国人心目中的印象主要是讲粤语的珠江三角洲，对粤东了解甚少。粤东主要有两大族群：客家人和潮州人，分别操客家话和潮州话。这两种方言的差别之大，几乎等同外语之间。客家话比较接近普通话，祖宗来自中原，这大家都知道。但其实潮汕人也是北方移民，有研究文献说来自“中州”，也是今天的河南一带。但从潮州话就是闽南话的一个分支这个角度看，潮汕人与闽南人是同源的。闽南人和潮汕人都信仰“妈祖”和“关帝”。客家人也有部分从福建迁移而来，但江西的赣南被公认为客家人迁移的第一个集散地，因此可以初略判断两个不同族群的迁移路线，一个是东南沿海，一个是内陆。

客家人和潮汕人共处粤东，却有很大差异。曾经互相排斥，但最终走向融合。客家人历史上相对封闭，大部分客家人都生活在山区。有男人读书、女人耕田的传统，自给自足的程度很高。甚至有这样的现象，在潮汕平原讲潮汕话的村落，相隔几里地有丘陵起伏，那里的村落就讲客家话。而潮汕人生活在平原，人多地少，就发展出非常细致的市井生活和人际关系。比如，三五人聚在一起，必定要喝又浓又烫的功夫茶。人说潮汕人善做生意，擅长建立人脉关系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同的地理环境当然使他们形成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潮汕人喜欢吃新鲜的海产，口味清淡；客家人喜欢咸而香的东西。在城镇化之前，潮汕人很少嫁入山里客家人，客家人也娶潮汕人为妻，但多为童养媳。

融合是从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开始的。最早的对外开放是被西方的炮火轰开的，清咸丰八年英法联军驶抵天津城下，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中美《天津条约》将“潮州”列为通商口岸。但由于潮州府并不是海港，因此真正开放的是汕头。汕头港于1860年开埠，素有“岭东门户、华南要冲”之称。以至于恩格斯在著述中都提到，汕头是中国当时除已开放的五口通商之外“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由于经济活力决定影响力，“潮州人”的古老称谓就让位给了“潮汕人”。

但是，一批从南洋归国的客家人和潮汕人促进了粤东的城镇化。客家人虽然住在山区，但也通过梅江、韩江流域，也与潮汕人一道奔赴南洋（印尼、马来）。最早的“出洋”甚至可以追溯到宋朝末年，但集中“出洋”是在19世纪帝国主义在南洋诸国开辟殖民地期间。取得成功的商人回到广东投资，其中有很多客家人。这些客家人到了印尼、马来等地，将自己的山民身份变成了现代商人。其中一个叫做李柏恒的南生公司老板，在汕头集资兴建高7层的“百货大楼”，使用了第一条电梯，创造了现代商业文化和都市雏形，成为汕头人最重要的历史记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粤东建立了行署，汕头一度与惠阳、兴梅合并在一个区域，1956年汕头与兴（宁）梅（县）合称汕头专区，大批参加革命的客家人从偏远山区走入潮汕平原，都是革命同志，通婚变得非常普遍，大大促进了客家人和潮汕人的融合。1965年兴梅独立设专区，梅州又开始独立发展。

身份认同是一种古老、普世的现象，地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方面。潮州人见到老乡，常说“自己人”，以至于这句拗口的方言变成一种标签，其实客家人也有一样的说法。特殊的方言是不同族类连结最紧密的方式，也是感情交流最佳手段。但是，身份认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你是我的老乡，就不是他的老乡。这给我这样的人带来了一些尴尬。我是出生、生长在潮汕的客家人，当两拨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知该说什么方言了。童年时客家的老人告诫我们不要忘了客家话，忘了就是“忘本”。当我的客家后裔同学几乎完全被潮汕同化时，我一直平行地使用两种方言。但由于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冲突，使我在童年时代就有一个坚定的想法，长大后一定要到讲纯正普通话的地方工作，所以一直注意把普通话说好。到了深圳后，我有种实现童年理想的感觉，不讲方言，只讲普通话。光阴荏苒，我到了一定年龄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听到纯正的客家话、汕头话会引起我的感情共鸣。有两个情景曾莫名地让我热泪盈眶，一次是在高速公路上听到温软的潮州女孩播音，一次是在火车站听到身边一群人用硬邦邦的大埔话聊天，而且说话的方式都是几十年前我在故乡中听到的那种大嗓门。这两种方言，都是我的“乡音”。

深圳是个人口杂居的地方，客家人和潮汕人占了很大比例，但人们对粤东这两种族群的差异几乎忽略不计了。但潮汕和客家都一直有保留语言习惯的强大力量，有方言的广播电视，有客家山歌、潮语歌和潮语小品。央视春晚赵本山的小品刚刚在全国走红、全国大多数地方如醉如痴的时候，粤东我的潮州老乡们却无法像北方人那么热烈响应。因此我觉得，每年的春晚，都发挥了普及中国北方文化的作用。几十年过去了，粤东的方言区都提高了欣赏能力。但讲到一些更加“带劲”的事情，人们还是自觉地说起方言，毕竟很多方言的特殊表达，用北方话是无法实现的。这也培养起这两个族群的国际性组织：世界客属大会和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时代在进步，全球都在变成一个村，客家人、潮汕人融入全国大家庭是肯定的；但文化是要讲传承的，保持地方特色也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