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戈尔丁是一位英国小说家，诗人，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小说富含寓意，广泛地融入了古典文学，神话，基督教文化以及象征主义。其作品主题一般是与黑暗邪恶有关，但他的小说中也表达一种昏暗的乐观主义。他的第一本小说《蝇王》（1954年）突出了他一直不停探讨的主题：人类天生的野蛮与文明的理性的斗争。这部小说也奠定了戈尔丁的世界声誉。

第二层次的思考就是发现矛盾。第二等级的思考者不会随意插手介入，尽管他们可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然后落后于别人。第二等级的思考者是一个冷眼旁观者，他们耳聪目明，看的很清楚。他们破而不立。这使我看着群众欢呼国王万岁，同时在心里暗自对自己说他们在搞什么鬼，但自己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来代替这令人陶醉的爱国主义。但我也获得了补偿。听着人们为他们猎狐的行为正言，说狐狸喜欢被猎杀。听着我们的首相说我们囚禁了甘地与尼赫鲁，这给印度带来多少好处。听着美国政客高谈阔论和平却不愿意加入国联。是的，我有过这样的欢乐的时刻。

但我已经成了青少年了，我必须承认霍顿先生并不是唯一一个脖子上有无法阻碍的弹簧的人。我，同样也有冲动的天性而且我也开始发现指出矛盾之处在给我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会有极大的代价。举个例子，露丝是一个严肃又有魅力的女孩儿。在那时我还是个无神论者，而她是卫理公会派教徒。但是，她没有用崇高的精神来使我皈依这个教，她愚蠢地用她那漂亮的小嘴来与我争辩。她说圣经是有启示意义的。我反驳道天主教徒信仰圣杰罗姆的拉丁文圣经，而这两本书是不同的。辩论一下子变得没精打采的。

最后她说这里有一大批卫理公会派教徒，他们不会错的–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有好几百万呢？反驳这一观点太容易了，我安静的说(你越靠近露丝，你就会觉得她越迷人)罗马天主教徒比卫理公会派教徒多;他们也不会错的，是吗–他们有好几百万人呢？她眼中出现了一丝丝的怀疑。我环抱着她的腰，轻声说如果只考虑人数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钱都押在佛教教徒上。她受不了了，跑开了，因为我抱了她的动作和数不清的佛教教徒的共同作用。

那天晚上她的父亲拜访了我的父亲然后满脸通红，火冒三丈地离开了。我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失去了露丝，同样也得了一个潜在的浪荡公子的名声，尽管我没有资格配上这个名声。

尽管第二层次的思考赋予了我的生活以开怀与刺激，但我却并不满足。找出我们长者的不足可以满足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自负，但不能给我们以人格方面的安全保证。就像一个游泳者游离岸边好远，然后被滞留在那没顶的水里。一个典型的第二等级的思考者会说,“什么是真理？”但有一种更加高级的思考存在，他们会问“什么是真理”，然后自己去寻找答案。

但是这些第一等级的思考者是极其稀少的。他们从不亲自来参观我的语法学校，他们都在书本上。我仰慕他们，因为我现在认为我的爱好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东西，如果没有进展的话。如果你打算去登山，无论你爬的多高，如果你没有登山山顶你就是失败的。

我因此决定当一个第一级的思考者。我在我最好的年华缺乏某些事情的尊重。政治与宗教系统，社会风俗，忠诚与传统，这些东西就像烂苹果一样从树上滚落下来。我在最后想到了对于第一级思考者的评判标准。我想出了一个生活的一个连贯的系统。这就是道德系统，全部都是有逻辑的。当然了，就像我欣然认同的那样，把世界改造成适应我的思维方式是困难的，因为我的系统已经除去了大部分的琐碎小事，比如说大生意，中央政府，军队，婚姻......

世界上好像到处都是露丝。我有许多很好的支持我的朋友，他们现在也支持着我。但是我的熟人消失了，带着他们的女朋友一起从我的世界里消失。年轻人似乎很奇怪地对这个世界感到满足，觉得这样就好了，也不用去改变它。当我提议世界上可以没有战役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的脖子变得像和霍顿先生一样的红。

是不是这个游戏太过分了呢？在战前的这些日子里，我时刻准备失去更多东西，就是为了维持我的爱好。

现在你可能期待着我去描述我是怎样浪子回头，发现我的生活方式的错误，并且回到我的舒适区。在这个舒适区里，偏见被称为忠诚，无意义的举动被我们的习惯固化为传统，我们很乐意去说我们在思考，而我们只不过是凭感觉而已。

但是你们都错了。我放弃了我的爱好，把爱好当成了我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