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无问西东》的时候，“听雨”的情节打动了我：我竟不知课堂还能这般浪漫，从此对西南联大，有了更多美好的幻想。而《九零后》这部纪录片，则通过当年联大学生口述的真实的历史，补足了我对其无垠的遐想。
《九零后》是一部抢救史，影片里出镜的这几位联大学子，平均年龄已经96岁，很多人的讲述，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今生的最后一次了。而这群老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泰斗：翻译过《呼啸山庄》的杨苡，翻译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让子弹飞》的原著作者马识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等。
1937年，国家山河破碎。南京的沦陷让北大与清华意识到要早做准备躲避日军的铁蹄，于是这帮师生辗转来到长沙，还没在长沙缓过劲来，战火的逼近让他们继续往西南角迁徙，前往昆明。杨苡说：“明明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我们却要先前往上海，再到广州、香港，从香港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
最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几所高校在昆明定了下来，在最简陋的环境里，开始了最艰苦的求学之路。
为了补贴生活费，很多师生会在外面兼职上课，或者做肥皂，养猪。解决了柴米油盐，还要面对时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汪曾祺甚至为此写了篇《跑警报》的文章。汪写道：“‘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跑到松林里或者沟里头，有的聊天、打桥牌，也有看书学习、交谈学问的。汪曾祺写到一件趣事，跑警报时大家都会带点值钱的东西，于是有个哲学系的研究生曾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就有人丢金子，我是人，那么我就可以捡到金子。结果他真捡到了两次金戒指。汪曾祺说：“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当然，这都是苦中作乐。战争终归是残酷的，王希季回忆跑警报时就哀叹道：“我绕着城墙走，城墙前面有一片地。那是惨不忍睹啊，那真是，尸首分得遍地都是，真是很惨。”
尽管外部压力如此之大，却并未磨灭这群学子搞学问的热情。对此，汪曾祺说：“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即便面对侵华日军三不五时的空袭。”
他们可能不在乎生死，不在乎环境的恶劣，因为他们有自己在乎的东西：那就是自己所钟情的专业。跨越一座城，去听一节课，对知识最大的尊敬莫过于此了。西南联大创下的教育史上的奇迹是惊人的，或许用邓稼先最爱的那个单词来评价联大学子恰如其分：pure。
没有那么多杂念和欲望，战争的苦难已经让他们饱受折磨。于是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坚定自己崇高的理想，摒弃杂念的纯粹，钻进学科中，让他们成为了传奇。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卡夫卡那句话：“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