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些年来，学界谈论甚多，在一定范围内，它已经被作为易学甚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因此，弄清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然而，要弄清这个概念的意义，不能根据我们对它的望文生义的理解，而应该求助于古人自己的言论。看一看，在古人的观念中，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含义。而要弄清“天人合一”的含义，关键又是弄清“天人合一”中的“天”是什么意义。

 《四库全书》中有二百余条明确表述“天人合一”的材料。发现“天人合一”中的“天”包含着如下内容：

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

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

3、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

4、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

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

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为自然界，因而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合一”的内容，则一条也没有找到。

另一需要说明的是：最早使用“天人合一”概念的，现在所能查到的出处，是张载的《正蒙》。然而和张载同时的程颐就不认可，他说：“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依本人理解，张的“合一”，程的“无二”，其内容是说，天人同此一气，或同此一理，人的仁义礼智本性乃是天的赋予。在他们的著作中，这个赋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一个人们必须敬事的天，是一个可以和人感应的天，是可以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天人合一观念的明确提出者是董仲舒。

1、西汉董仲舒初次尝试------- 董仲舒的名言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 阴阳义》）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天，当然，也是一个主宰世界，可以和人感应、能够给人以吉凶祸福的天。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是董仲舒构建天人关系的方法和结论。汉代董仲舒“人副天本”说首次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天人关系，但是由经学后来的发展为谶纬之流，儒家走向经学神教迷信，并成为赤裸裸的政治夺权工具，很快就没落了。

在董仲舒那里，“天人一”的“一”，是“一类”的意思。因为在董仲舒当时，由于自然科学新的发现，人们知道，物与物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是可以发生感应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琴弦可以共振等等。人们认为，感应的发生，是由“气”在做着它们的中介。同时人们还发现，以气为中介的感应，是有条件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铁，但不能吸铜；琴弦的共振，也是宫弦和宫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鸣牛应、马鸣马应一样。于是得出结论：只有同类的事物可以互相感应。董仲舒为了论证天人可以感应，首先需要论证天与人同类。这是天人合一的现实背景。

董仲舒论证天人同类的方法，是“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拷贝”。比如，天是圆的，所以人的头圆；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脚方。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因为天有日月；人为什么有四肢？因为天有四季；人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因为天有阴有晴。天有三百六十日，人的骨头有三百六十节。如此等等。

明代程颢进一步阐述“天人合一”含义，强调“ 人与天地一物也”，称天人关系为“一天人”。以后各代的思想家哲学家都论及“天人合一”这个命题，虽然用语不同，但是他们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思想还是基本一致的。

2、宋朝张载程颢-----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同一性

　　“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亦即“内外合一”

“ 人与天地一物也”，称天人关系为“一天人” （程语）

“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上下。”（程语）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3、朱熹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 王守仁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整体观，把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天人关系上，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走的是一条由外(穷理)→内(体理)→外(推理)的功夫径路，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4、再后，天人合一思想就成为解读《周易》的基本思想，易学中，“天人合一”的概念多起来了；天人合一也成为解读古代其他经典的基本思想，在对于其他经典的解读中，天人合一的概念也多起来了。到今天，天人合一似乎又成为中国古代所有思想的核心，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赋予了它从来不曾有过的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等意义。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

董氏的“天人合一”的主要特点：天人相类--相类同召--天人感应--君权天授—赏罚在天—天意可挽

 1、“天”是最高的意志，既是“自然”之天，是有“身体”，有运作的“实体”神，更是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天，使其伦理化。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从而使它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备；他将“阳阴二气”作为解释天人感应的基础。但是从而也将阴阳五行学说的神秘色彩带来进了自己的学说。人的“生理”结构与天的“物理”结构有相同的模式；天地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与社会的治乱关系完全一致。因此，天与人是“同类”。而同类的事物又能“以类相召”，互相感应。因此，人世的治乱，人们的善恶，“天”不但可以掌握，而且可以通过祥瑞、灾异与改朝换代向人间传达它的旨意。这就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主要特征

    2、董氏天人感应学说对封建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学说成封建正统思想。

　　 董仲舒的这种理论，有其强调天命主宰一面，又有重视仁义道德的一面；有其加强封建专制的一面，又有造成政治动荡的一面；有其巩固中央集权的一面，又有制约皇权独断专行的一面；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其落后迷信的一面；

　　 董氏学说的神秘色彩最后被谶纬之学发展为儒教神学，连孔子都成了“神”。谶纬经学最终完全成为迷信，并被成统治者内部权力斗争或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所利用的政治工具，如在王莽篡汉，刘秀称帝过程中，东汉未年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东汉发展到高潮在三国时期并走向未落，被历史所抛弃。

　　 然后，谶纬经学和天人感应之说有关联，但天人感应之说本身还不是谶纬经学，这一点要加以区别对待。董氏的天人感应中的“君权天授”、“符瑞灾异”思想一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里对政治产生着正面或负面影响。通常认为“它通过上天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皇帝）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用托天管人的手法，试图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从而达到安邦治国的目的。它是儒家借天灾“正刑与德”思想的结果”。

3、天人合一论造成的三个错误：

 ①天人合一论使得某些人可以代言天道。儒家试图自称“近道”的“能与天地参”的君子，将天道代言的权力抓到手里。这已经将自己变成了巫婆角色。更糟糕的是一直继承下来的“天子”一称，也被儒家继承。老墨也采用这个华夏传统的词，但是儒家“天人合一”或者“与天地参”，结合“天子”后就变质了。天子就变成了上天的代言人。沟通天人以后自然是最强力者成为最大的代言人，毫无疑问。可原本的“天命”只是让天子有国而已，而不是老百姓受天命管理。“天子有国”是封建制必须的一个稳定要素，扩大解释就会造成思想和制度的专制。

 ②“天人合一”或者“与天地参”导致了文化层的“致命的自负”。文化层的人本就有天生的优越感，自以为智珠在握，是愚民的主宰。当今的文人仍然有这种情节。但是这种“致命的自负”必然导致孔孟式的“信念伦理”，将社会带人奴役之路。

 ③天人合一是儒家设置的一个最高大牌坊。在这个牌坊上面，皇权代表了圣明，皇帝就该是圣人。天人合一论使得皇帝成为了真正的上天代言人。而且使得宪政之“约束君王”目标产生了理论上的困境。这是天人合一论的第三个错误。且不说皇帝更有实力去代言上天，就说如果我们要约束君王，那么我们将对君王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君王不能有自由意志，只能老老实实按法律办事（公法必定需要细致）。比如要求君王要节俭,比如要求君王要无私。在天人合一之下，是不是要把这些“天道”同时加到老百姓身上呢？否则你如何要求别人相信上天对君王最不“公平”呢？儒家正是用这样统一的标准去要求君王、自己和老百姓的。儒家人自己要去做圣人，只要不搞政治，没人理会你。问题是不能这样去要求老百姓。

君王手里的权力使得他总是能依靠权力豁免。儒生并不可能修得“人性善”，科举成功当了官也可以背弃戒律。可是老百姓无权无势，才是真正被约束到的对象呀。当今的真儒还是很喜欢“无私”，其实华夏传统中真正需要无私的是天子而已。

张载的“天人合一”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是在对佛老的批判中而提出的，是在儒家原有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一个儒家的概念。其来源，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易传》的天人合德观念，二是《中庸》的性命、诚明观念，三是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观念。张载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可分成五个部分：

1、气本论——天人合一之基础

2、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人合一”之可能与必要

3、穷理尽性：“天人合一”的内在途径

4、礼乐制度：“天人合一”的外在约束

5、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最终归宿

 其中对于性的理论可以说是性善论的延续。张载认为性就是鬼神，就是天道，是气所固有的良能在不同方面的表现。这个性应该是纯善的。既然万物都是气之聚散，都具有纯善的性。在气化生物的过程中，由于人物所禀受的气质的不同，导致了对“天性”的禀受程度不同。同样是人，由于其弊的厚薄旳不同而区分除了智愚。其弊厚者，难以幵通，其弊薄者，则容易开通。一旦开通，则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这样张载的天人合一肯定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圣人。途径就是个人内在的“穷理尽性”。而外在的礼乐制度可以帮助人改变气质。最终达到为儒教国家所服务的天人一体的世界秩序。

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提供了向上的可能性，他所提的目标“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圭臬。从现实维护阳儒阴法的社会秩序来讲，起到了重振的作用。当然也必须看到，他的理论中以人合天的成分大过以天合人，这必然会导致人的失落。

朱熹的“天人合一”

朱熹几乎没有明确谈到过天人合一，但从其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朱熹的思想却是对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在“天人合一”的内容上，朱熹承认宇宙万物都是由气所构成的，只是在理气关系上与张载的认识有所不同而已。因此说，朱熹也是承认天人一气的，这和张载的认识是相同的。朱熹对“天人合一”的发展在于，他提出了天人一理的主张。由于朱熹主张“性即理”，因此，张载的天人同性就被发展为天人一理。在“天人合一”的途径上，朱熹也承认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不同，主张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来达到“即物穷理”，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达到“一天人”的理想状态。

朱熹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科举考试的推波下，维护儒家国家秩序的作用被放大，人的失落也逐渐在科举八股的制约下演变为僵化，失去能动性的人。

“天人合一”和人与自然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人口剧增、粮食短缺、水资源污染、臭氧层空洞、酸雨、土地沙漠化等问题越来

越严重，这些都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首先在西方产生了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研究。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一些深层生态学学者认为，要突破这种传统，就应该借助于外部的文化权威。最终，他们发现，东方文化特别强调人和自然的融合，具有有整体的、有机的特征，和他们所主张的生态中心主义有着某种一致性，从而能够推动现代生态学由浅层向深层发展。这其中，道家思想最受生态伦理学者的青睐。道家思想在表面上与深层生态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道法自然”就和深层生态学主张的生态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相似。但这些只是字面意义上的相似，在实质上是很难统一起来的。可见，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解读，完全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一厢情愿。不过，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天人合一”被生态伦理学赋予新含义并传回中国。

“天人合一”本身并无保护自然之意，但这么多中外学者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天人合一”，希望借此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是现代人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如果说古代的“天人合一”主要探讨的是人和作为主宰的上帝之间的关系的话，现代人讨论“天人合一”则主要着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即使从人与自然这一层面来看，乃是天人一气的意思，这表现的是天人的同一性而没有表现出天人之间的矛盾性。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人与自然统一的一面，也要看到对立的一面，这才是辩证地看问题。可以说“天人合一”与保护自然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认为“天人合一”能够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完全是以逻辑概念去解释自然科学概念，这是对“天人合一”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