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作家果戈里写了《死魂灵》之后，部分批评家就抱怨不该描写社会的黑暗，而应该着重发掘光明。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唉，这些讲故事的人哪！他们不去写点儿有益的、愉快的、让人快活的东西，反而把过去的全部底蕴都挖掘出来!我真要禁止他们写作！咳，这太不像话！”
固然，描写光明，强大，正确也不失为一种艺术选择，就像盛唐时期的诗人歌颂太平盛世，不过他们的诗人，流传至今的，却偏偏是那个“天子呼来不上船”、“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太白。那种“啊呀呀，我的圣皇陛下哪”的诗作，大概早已随其君王一起灭亡了吧！但不是说李白就是专门爆唐玄宗黑料的，他的流传至今的原因却另当别论。
尼采说，没有什么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它不得不有目的，它没有表达吗？没有意象的表现吗？没有对善恶材料的选取吗？最后，它没有包含一种人的欲望吗？人的欲望是目的论者！
那么，描写光明和黑暗，这两者哪一个更高尚？或者说，哪一个更能接近实在，接近真理。光明，代表着人类创造的美妙成果，而黑暗，便是这创造过程付出的代价。要是我是个农夫，还有点实干精神的话，我更关心的，是怎样缩小每年在粮食上吃的亏，而不是逢人便夸耀自己今年收了多少斤粮食。由这吃亏得来的经验，便是黑暗得以思考过后的清算与总结。这还是材料性的。要是形而上的话，那么在面对危险与猜忌、怀疑与迫害时展现出来的大无畏的、一往无前的勇气的悲剧意味，比起那种在庆贺某个事业成功时的疯狂与无意识，不是更具有可贵的价值吗？谭嗣同砍头前的大义凛然，比起同时代的御用文人们的摇尾乞怜，不是更加高尚得多吗？
我看到对于批评批评《战狼2》的人，目前比如中戏的尹珊珊，遭受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人民群众都喜闻乐见的，你不喜欢，你算老几？”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人民群众的判断才是真理。尼采在《论著名的学者》一文中说，“你们为人民和人民的迷信服务，没有为真理服务，正因如此，人们崇敬你们”，“因为人民在哪里，真理就在哪里，另寻真理者有祸了，一向响着如是的声音”。我现在的看法是，人类的大多数是没有任何思想力的，他们受制于“面包和刑法”，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是指由于个人特质的平庸而寻求群体性的庇护的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嗷嗷叫的民族情感——爱国主义，我在此并不否认爱国主义中靠自身力量生存的人，只不过真正有力量的人不会把爱国主义常常挂在嘴边并让其装饰门面。于是，尼采接着说，“人们甚至因此而容忍你们的无信仰，因为无信仰对于人民来说是一个笑话和一条迂回之路”，“你们要让你们的人民有理由受到尊敬:你们称此为求真意志，你们这些著名的智者。”歌德说，“我的作品只是写给一部分人看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页上写着，“一本献给所有人而不献给某个人的书”，我想他的愿望终于破灭；也许后世的阿Q看到《阿Q正传》，是暴怒的人多、思考的人少吧！
一个人大约是不喜欢被人批评的，除非他是贤人，只可惜贤人实在算少数。如果因为要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就把他们的缺点、社会的罪恶隐瞒不说，那是比较便当和安全的，然而只怕“终究是祸害”。唱反调的人比起正派人物更得我注意和欣赏，因为他们有思考，不盲从。肤浅的人是不会悲观的，因为他们的眼睛只能延伸到一丈以外，看不到远处的惊险与昏暗。
我与每一个歌颂祖国的人一样，看到祖国强大了，我心生激励，然而与这激励并存的又有着一丝担忧与隐虑。我爱人类的是他们在悲苦命运中涌现出来的战斗精神，我厌恶人类的是他们的偏见以及好大喜功。
把无价值的东西活生生变成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当前中国大部分非禁片的伟大作为，但比起货真价实的喜剧片，倒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不严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