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作家当中，有一大批作家在地域散文创作上下了很深的功夫，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丈量巴蜀大地，挖掘地域文脉，共同构建起一个丰富多元的四川散文版图。
四川地处西南，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从川西高原的雪山草地，到川中丘陵的浅丘田园，再到川东大巴山的深谷峻岭，如此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金沙的太阳神鸟、都江堰的千年古堰、杜甫草堂的幽幽翠竹，这些都是巴蜀大地独有的文化符号。四川作家正是用散文这一文学形式，为这片土地立传，为巴蜀文化塑魂。
在正式展开这幅散文版图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地域散文不同于“采风散文”——后者是作家短暂深入某个地域后的印象式书写，而地域散文的根脉，必须扎在作家自身的生命经验里。换句话说，作家不是去某地采风，而是从某地走出来；他的写作不是“下去”体验后再“上来”书写，而是从他自己的生命里长出来的。这样的文字才有根、有脉、有温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进入四川作家们用生命经验构筑的散文世界。
川西高原的朝圣与守望
阿来是四川作家中地域散文创作的标杆性人物。坦白地说，我最初读到阿来的《大地的阶梯》时，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地域散文”。我只是被那种庄重而辽阔的文字所捕获。他的《大地的阶梯》以嘉绒藏区为书写对象，将自然地理、历史传说与个人行走熔为一炉，由此开创了一种兼具人类学视野与诗性表达的散文范式。在他笔下，川西高原既是地理意义上的高地，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高地。阿来书写草木，笔端带着藏族文化中对自然的那份虔诚与礼赞；钩沉历史，字里行间流淌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与沉思。他的散文，呈现出一种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庄重与辽阔。阿来曾说：“我写的不是风景，是风景背后的人的精神。”我以为，这句话恰好道出了地域散文的核心追求。《大地的阶梯》写雪山、草原、寺庙，其最终指向，是嘉绒藏族的精神世界。评论家谢有顺在他的文学批评著作《散文的常道》中说：“阿来的散文，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带着泥土的芬芳和雪山的清气。”我也觉得，阿来的文字有一种“大地感”。他写的是风景，更是通过风景传递人的精神。阿来的散文，于是就有了视野的辽阔、胸襟的开阔。用“阔”字来形容阿来的地域散文，可谓恰如其分。
凌仕江的创作，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关于西藏的系列散文集，像《藏地羊皮书》《藏地孤旅》等。一个是以故乡荣县为情感原点的作品，像《微尘大地》《蚂蚁搬家要落雨》。他通过对童年记忆、故土往事的追忆，完成了对故乡的形象塑造。凌仕江当兵入伍，曾在西藏生活多年，这段经历使他的西藏书写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真实性。他不是游客，不是采风者，他是那片土地上的生活者。这种身份，使他的文字有了别人无法复制的质感。我读凌仕江的西藏书写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真”。那种真，不是采访出来的，是日子一天天过出来的。凌仕江的地域散文，其长处可归结为一个“真”字，那是亲历者的真实，也是情感的真切。
曹蓉是四川地域散文创作中，曾经旅居他乡并深情刻画异域风貌的作家。她的散文集《那边的香巴拉》，虽然属于“采风散文”，具有时效性与时代性，但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对文字的熟稔把控，使此书终成一部以川西高原为书写对象的地域散文佳作。“香巴拉”在藏语里是“极乐世界”“人间天堂”的意思，曹蓉用这个意象，为她笔下的川西高原赋予了一层精神性的光芒。她写高原的雪山、草地、湖泊、寺庙，写的不是风景本身，而是风景背后的精神意蕴。她写朝圣者的身影，写转经筒的声音，写酥油茶的香气，写高原上那种慢下来的时间。她的文字有一种难得的“静气”，那是一种被高原的辽阔与纯净洗涤过的语言质地。曹蓉的地域散文“不是地理的说明书，而是心灵的地图”。她说她写一个地方，“最终写的是那个地方在心里留下的痕迹。”读曹蓉的文字，你会不自觉地慢下来，静下来。那种静，不是刻意的，是自然而然从文字里渗出来的。曹蓉的地域散文，其优点可归结为一个“静”字，那是内心修炼出的宁静，也是文字本身的沉静。
刘馨忆的散文集《与自己在一起》中的部分文字（比如第一章“重现的西藏”），是她回忆自己曾经踏勘西藏之后潜心创作的代表作。在这些文字中，她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有评论家形容，这个空间可以用“静、敬、近、进、净”五个字来概括。她笔下的西藏，不是喧嚣的旅游景观，而是一片需要用心去聆听的寂静之地。她真如“与自己在一起”，静静地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敬”意，走近高原的每一座雪山、每一片湖泊，走进那片神奇的土地，用一颗纯净的心去尊重那片土地上的一切生灵与信仰。悲悯从心底长出来，敬意逐渐加深，心也就纯净了。驻扎高原的女兵，能够如此“近”距离地去触摸西藏的灵魂，不是走马观花，日久天长，也就将这种外在的行走，转化为向内的“进”取，每一次踏勘都是一次精神的朝圣，指向内心深处。最终，所有的外在体验与内在省思，都汇入了一种“净”化的境界，心灵得到洗礼，生命本真回归。所有外在的体验和心里的琢磨，都汇进一个“净”的境界。如果要归纳刘馨忆的地域散文，非“净”字不可，那是心灵的净化，也是文字的清透与纯粹。
牛放的《落叶成土》，重点写川西高原。天台山、若尔盖、九寨沟这些地名，在他笔下常常带着强烈的精神意味。他想透过自然景观，去读历史、族群文化和人生道理。牛放是写诗出身的，文字里有股诗性的美，擅长把自然景观变成精神漫游的载体。他还擅长从边边角角的地理空间切进去，拆解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粗心大意》里，他写若尔盖草原，揭批传统史观里“中原中心主义”的那点狭隘，指出历史常常漏掉了边疆民族在融合里的贡献。他特别留心那些在历史夹缝里活下来的人，把他们身上超越政治立场的善良和人性光辉挖掘出来，让散文有了厚实的历史感和人文救赎的味道。牛放的文字，有“草原的狂野”，也有“流水的柔美”，这有些像他的为人，粗犷自由的蓬勃生命中，透着书卷气和禅意。牛放写散文，始终想着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拿具体的故事讲不同民族之间超越血缘和信仰的大爱。读牛放的地域散文，我总觉得他不仅仅是写川西高原，他更是在写一个“融”字——自然与人文的融，历史与当下的融，不同民族之间的融。牛放的地域散文，长处就在这个“融”字。
川东北大巴山的根脉与血脉
罗伟章虽然以小说创作闻名，但他的散文和大巴山紧紧连在一起，分量同样不轻。他出生在宣汉县，那是大巴山的腹地。那片土地的贫瘠、坚韧和深沉，成了他散文的底色。散文集《风和微风》是个典型的例子。书里用风做比喻，真诚地书写巴蜀大地的现实存在和人文内蕴。他善于从一条河流、一棵树、一座书院这些具体细微的地域风物入手，慢慢开掘出背后承载的城乡差异、历史思索和人的生存状态。他的文字从具体细节出发，意思却往深远里挖掘，把地域的特殊性上升到对普遍人性和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罗伟章这种写法，很符合地域散文“以小见大”的原则。他告诉我们，写地域不一定非要写宏大的历史事件，有些不起眼的细节反而更能让人窥见一个时代、一种人生的真实。评论家李敬泽在谈到罗伟章的创作时指出：“罗伟章笔下的巴山，不是风景明信片，而是人的命运和历史的重量。”（李敬泽《河流与秘史》）我读罗伟章的散文，最佩服的是他那种“深”。他不是在写表面，他是往地下深挖，一直挖到人性的根上去。罗伟章的地域散文，其长处可归结为一个“深”字，那是从细微处挖掘出的普遍人性的深度。
说到张中信的地域散文创作，散文创作者大概都知道作家都会打上故乡的印记，比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白洋淀之于孙犁，商州之于贾平凹，那么野茶灞板板桥，就一定非张中信莫属。这位出生、成长在大巴山、在大巴山度过数十年岁月的巴山汉子，肩扛着巍峨大巴山赋予的重负，辗转至省城投身商海、延续文人的志业，坚持不懈地为他永远不能忘记的乡村立传树碑。“野茶灞”系列是张中信地域散文创作的核心。《野茶灞纪事》《野茶灞时光》是张中信创作的散文集，更可以看作是张中信历年以来留下的人生足迹、对生活的感悟思辨。在这些篇幅长短不一的人物叙事中，读者看到的是大巴山各色人等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及作者随时随地的所思所想。《父亲书》是张中信写给父亲的内心真情表白，这些儿子向父亲表达内心感情的文字，是感恩父亲对自己一生爱护、交给父亲的成绩单；是感激家庭对自己无私付出、写给家庭的功劳簿；是感谢人间真情大爱成就乡村孩子走出大山深处、献给家乡的军功章。张中信的地域散文，其长处可归结为一个“朴”字——那是文字的朴素，情感的朴素，也是一种不事雕琢的大道至朴。
马平把川东北当成自己的根据地。他写婆婆，写晒场，写放牛场，看着是写小时候的事，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的乡土中国。他笔下的婆婆，是川北山区无数普通农妇的影子；他笔下的晒场，是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空间的真实写照。马平拿手的是从细碎的乡土细节下手，把个人的人生成长经历跟地域历史变迁揉在一起，让你在读的时候，能闻到川东北那片土地的气味，摸到它的温度。他的文字，有一种从日常乡土里长出来的诗意和传奇——那些看着平常的乡村物事，到他笔下总能发出意想不到的光泽。读马平，我就觉得“奇”。那奇不是无中生有“变”出来的，是从最平常的日子里头自己长出来的诗意。马平的地域散文，长处就在于这个“奇”字。
李银昭的地域散文，最明显的是特征是“情感考古”。他的根一直扎在川北老家的生活里。《母亲的蜀道》是李银昭散文创作的代表作。万字长文，以写母亲和姑姑从广元剑阁走回盐亭老家为载体，写尽了一个家族的前世今生。他写母亲走古蜀道：路长长，夜森森，脚步匆匆，心跳如雷。当年母亲一步步的惊心动魄，如今变成了儿子笔下的字字句句。李银昭看着不动声色的书写，却把从年轻到年迈的母亲、经了世事早已长大的儿子，叠在那条曲折惊险的山道上。透过文字，母亲的一辈子就一段一段地再现出来，一部家族史就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李银昭会从小处下手，把自己藏起来的情感，拿最普通的字眼呈现出来，儿子对母亲的情感，自然就感人肺腑。他的文字沉稳踏实，读着让人安心、难忘。李银昭的地域散文，常常让人觉得最平常的日子里头，往往藏着最深的地域文——川东北的文化土壤，孕育的是母慈子孝、勤奋坚强。由此看来，写地域散文，一定要有一颗“考古”的心，去发掘那些被遗忘了的情感地层。读《母亲的蜀道》，我最钦服作者的“细”。那细不是琐碎，是把最沉的情感塞进最平常的细节。李银昭的地域散文，长处就在这个“细”字。
川中丘陵与成都平原的深耕与开掘
如果说川东北作家群侧重于根脉的血缘记忆，那么成都平原及丘陵地带的作家们，则更多展现出对城市与乡土交融地带的文化深耕。
裘山山的散文细腻温婉，常在生活的细微处透出地域的气息与人文的情怀。她的文字如邻家长姐的絮语，在不经意间传递出温暖。裘山山写西藏，写成都，写那些普通人家的日子，总是带着一种温润的光泽。《从巴黎到罗马》写的是欧洲，但背后始终有一个“四川人”的眼光在打量世界。从某种角度来看，裘山山的地域书写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从一杯茶、一顿饭、一段闲聊中自然流淌出来的对土地的深情。读裘山山，暖从心底冉冉升起。那种“暖”并非煽情，而是从字里行间慢慢渗出来的温度，带给读者透彻的温馨。裘山山的散文，着力点在于这个“暖”字。
姜明的《八千年的凝视》，是近年蜀地书写的一个重要收获。这部作品以“八千年”为时间跨度——这当然是一个文学化的表述，指向这片土地悠远的历史纵深，而非精确的考古年代。这位生于四川、长于四川的地道四川人创作出来的地域散文，自然而然透出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姜明没有停留在巴蜀风物的浅层描摹上，他选择了一种更有深度的写法，被称之为“凝视”。他从古老的汉字、三星堆的青铜面具、杜甫草堂的竹子、金沙的太阳神鸟这些具体的文化符号切入，像一个文明的解码人，努力破译这片土地上沉淀下来的远古密码与历史记忆。在他笔下，每一处遗迹都不是静止的、沉默的，它们是穿越了数千年时光的“言说者”，是蜀地文明这个宏大生命体的一部分。这种写法，让《八千年的凝视》走出了单纯的风物游记，升华为对蜀地文明的整体解读与精神叩问。从姜明的作品中，你会惊叹于那种“宏”。这个“宏”字，是宏阔的历史视野，也是文明解码的宏大格局。
彭家河的地域散文创作，以其独特的“城市游子”视角，在四川散文版图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他从川北乡村025散文创作理论
关于四川地域散文版图及作家特色
四川作家当中，有一大批作家在地域散文创作上下了很深的功夫，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丈量巴蜀大地，挖掘地域文脉，共同构建起一个丰富多元的四川散文版图。
四川地处西南，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从川西高原的雪山草地，到川中丘陵的浅丘田园，再到川东大巴山的深谷峻岭，如此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金沙的太阳神鸟、都江堰的千年古堰、杜甫草堂的幽幽翠竹，这些都是巴蜀大地独有的文化符号。四川作家正是用散文这一文学形式，为这片土地立传，为巴蜀文化塑魂。
在正式展开这幅散文版图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一个概念：什么是真正的地域散文？它不同于“采风散文”——后者是作家短暂深入某个地域后的印象式书写，而地域散文的根脉，必须扎在作家自身的生命经验里。换句话说，作家不是去某地采风，而是从某地走出来；他的写作不是“下去”体验后再“上来”书写，而是从他自己的生命里长出来的。这样的文字才有根、有脉、有温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进入四川作家们用生命经验构筑的散文世界。
川西高原的朝圣与守望
阿来是四川作家中地域散文创作的标杆性人物。坦白地说，我最初读到阿来的《大地的阶梯》时，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本“地域散文”。我只是被那种庄重而辽阔的文字吸引住了。 他的《大地的阶梯》以嘉绒藏区为书写对象，将自然地理、历史传说与个人行走熔为一炉，开创了一种兼具人类学视野与诗性表达的散文范式。他笔下的川西高原，既是地理意义上的高地，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高地。阿来写草木，带着藏族文化特有的那种对自然的虔诚与礼赞；写历史，带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与沉思。他的散文有一种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庄重与辽阔。阿来曾说：“我写的不是风景，是风景背后的人的精神。”这句话道出了其地域散文的核心追求。《大地的阶梯》写川西高原的雪山、草原、寺庙，其实最终指向的是嘉绒藏族的精神世界。阿来通过写一株草，来表达藏人对自然的敬畏；通过写一条溪流，来揭示高原上生命的坚韧。评论家谢有顺在他的文学批评著作《散文的常道》中说：“阿来的散文，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带着泥土的芬芳和雪山的清气。”我也觉得，阿来的文字有一种“大地感”。他写的是风景，更是通过风景传递人的精神。 阿来的散文，于是就有了视野的辽阔、胸襟的开阔。用“阔”字来形容阿来的地域散文，可谓恰如其分。
凌仕江的创作，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关于西藏的系列散文集，像《藏地羊皮书》《藏地孤旅》等。一个是以故乡荣县为情感原点的作品，像《微尘大地》《蚂蚁搬家要落雨》。他通过对童年记忆、故土往事的追忆，完成了对故乡的形象塑造。凌仕江当兵入伍，曾在西藏生活多年，这段经历使他的西藏书写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真实性。他不是游客，不是采风者，他是那片土地上的生活者。这种身份，使他的文字有了别人无法复制的质感。我读凌仕江的西藏书写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真”。那种真，不是采访出来的，是日子一天天过出来的。 凌仕江的地域散文，其长处可归结为一个“真”字，那是亲历者的真实，也是情感的真切。
曹蓉是四川地域散文创作中，曾经旅居他乡并深情刻画异域风貌的作家。她的散文集《那边的香巴拉》，虽然属于“采风散文”，具有时效性与时代性，但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对文字的熟稔把控，使此书终成一部以川西高原为书写对象的地域散文佳作。“香巴拉”在藏语里是“极乐世界”“人间天堂”的意思，曹蓉用这个意象，为她笔下的川西高原赋予了一层精神性的光芒。她写高原的雪山、草地、湖泊、寺庙，写的不是风景本身，而是风景背后的精神意蕴。她写朝圣者的身影，写转经筒的声音，写酥油茶的香气，写高原上那种慢下来的时间。她的文字有一种难得的“静气”，那是一种被高原的辽阔与纯净洗涤过的语言质地。曹蓉的地域散文“不是地理的说明书，而是心灵的地图”。她说她写一个地方，“最终写的是那个地方在心里留下的痕迹。”读曹蓉的文字，你会不自觉地慢下来，静下来。那种静，不是刻意的，是自然而然从文字里渗出来的。 曹蓉的地域散文，其长处可归结为一个“静”字，那是内心修炼出的宁静，也是文字本身的沉静。
刘馨忆的散文集《与自己在一起》中的部分文字（比如第一章“重现的西藏”），是她回忆自己曾经踏勘西藏之后潜心创作的代表作。在这些文字中，她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有评论家形容，这个空间可以用“静、敬、近、进、净”五个字来概括。她笔下的西藏，不是喧嚣的旅游景观，而是一片需要用心去聆听的寂静之地。她真如“与自己在一起”，静静地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敬”意，走近高原的每一座雪山、每一片湖泊，走进那片神奇的土地，用一颗纯净的心去尊重那片土地上的一切生灵与信仰。悲悯从心底长出来，敬意逐渐加深，心就净了。驻扎高原的女兵，能够如此“近”距离地去触摸西藏的灵魂，不是走马观花，日久天长，也就将这种外在的行走，转化为向内的“进”取，每一次踏勘都是一次精神的朝圣，指向内心深处。最终，所有的外在体验与内在省思，都汇入了一种“净”化的境界，心灵得到洗礼，生命本真回归。所有外在的体验和心里的琢磨，都汇进一个“净”的境界。如果要归纳刘馨忆的地域散文，非“净”字不可，那是心灵的净化，也是文字的清透与纯粹。
牛放的《落叶成土》，重点写川西高原。天台山、若尔盖、九寨沟这些地名，在他笔下常常带着强烈的精神意味。他想透过自然景观，去读历史、族群文化和人生道理。牛放写诗出身，文字有股诗性的美，擅长把自然景观变成精神漫游的载体。他还擅长从边边角角的地理空间切进去，拆解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粗心大意》里，他写若尔盖草原，揭批传统史观里“中原中心主义”的那点狭隘，指出历史常常漏掉了边疆民族在融合里的贡献。他特别留心那些在历史夹缝里活下来的人，把他们身上超越政治立场的善良和人性光辉挖出来，让散文有了厚实的历史感和人文救赎的味道。牛放的文字，有“草原的狂野”，也有“流水的柔美”——在他粗犷自由的生命力里，透着书卷气和禅意。牛放写散文，始终想着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拿具体的故事讲不同民族之间超越血缘和信仰的大爱。读牛放，我老觉得他不仅仅是写川西高原，他更是在写一个“融”字——自然与人文的融，历史与当下的融，不同民族之间的融。牛放的地域散文，长处就在这个“融”字。
川东北大巴山的根脉与血脉
罗伟章虽然以小说创作闻名，但他的散文和大巴山的经验紧紧连在一起，分量同样不轻。他出生在宣汉县，那是大巴山的腹地。那片土地的贫瘠、坚韧和深沉，成了他散文的底色。散文集《风和微风》是个典型的例子。书里用风做比喻，真诚地书写巴蜀大地的现实存在和人文内蕴。他善于从一条河流、一棵树、一座书院这些具体细微的地域风物入手，慢慢开掘出背后承载的城乡差异、历史思索和人的生存状态。他的文字从具体细节出发，意思却往深远里挖掘，把地域的特殊性上升到了对普遍人性和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罗伟章这种写法，很符合地域散文“以小见大”的原则。他告诉我们，写地域不一定非要写宏大的历史事件，有些不起眼的细节反而更能让人窥见一个时代、一种人生的真实。评论家李敬泽在谈到罗伟章的创作时指出：“罗伟章笔下的巴山，不是风景明信片，而是人的命运和历史的重量。”（李敬泽《河流与秘史》）我读罗伟章的散文，最佩服的是他那种“深”。他不是在写表面，他是往地下挖，一直挖到人性的根上去。 罗伟章的地域散文，其长处可归结为一个“深”字，那是从细微处挖掘出的普遍人性的深度。
说到张中信的地域散文创作，散文创作者大概都知道作家都会打上故乡的印记，比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白洋淀之于孙犁，商州之于贾平凹，那么野茶灞板板桥，就一定非张中信莫属。这位出生、成长在大巴山、在大巴山度过数十年岁月的巴山汉子，肩扛着巍峨大巴山赋予的重负，辗转至省城投身商海、延续文人的志业，坚持不懈地为他永远不能忘记的乡村立传树碑。“野茶灞”系列是张中信地域散文创作的核心。《野茶灞纪事》《野茶灞时光》是张中信创作的散文集，更可以看作是张中信历年以来留下的人生足迹、对生活的感悟思辨。在这些篇幅长短不一的人物叙事中，读者看到的是大巴山各色人等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及作者随时随地的所思所想。《父亲书》是张中信写给父亲的内心真情表白，这些儿子向父亲表达内心感情的文字，是感恩父亲对自己一生爱护、交给父亲的成绩单；是感激家庭对自己无私付出、写给家庭的功劳簿；是感谢人间真情大爱成就乡村孩子走出大山深处、献给家乡的军功章。读张中信的野茶灞系列，我想到一个字：朴。那种朴，是不事雕琢的，是土地本身的气质。 张中信的地域散文，其长处可归结为一个“朴”字，那是文字的朴素，感情的朴素，也是一种不事雕琢的大道至朴。
马平把川东北当成自己的根据地，他的地域散文创作，深深扎根于那片土地的风物与人情之中。在《我的语文》中，他写婆婆、写晒场、写放牛场，看似在写个人的童年记忆，实则通过对川东北乡村生活的细腻描摹，呈现出一个时代的乡土中国图景。他笔下的婆婆，是川北山区无数普通农妇的缩影；他笔下的晒场，是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空间的生动写照。马平善于从具体而微的乡土细节入手，将个人的生命经验与地域的历史变迁融为一体，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川东北那片土地特有的气息与温度。他的文字有一种从日常乡土中生长出来的诗意与传奇色彩，看似平常的乡村物事，在他的笔下总能焕发出意想不到的光泽。马平的文字让我觉得“奇”——那种奇，不是刻意求奇，而是从最日常的生活里长出来的诗意。马平的地域散文，其长处可归结为一个“奇”字。
李银昭的地域散文，最显著的特征是“情感考古”。他的创作，根子扎在川北老家的生活经验里。《母亲的蜀道》是他的代表作，万字长文，写母亲和姑姑从广元剑阁走路回盐亭老家的事。他写母亲走古蜀道：路长长，夜森森，脚步匆匆，心跳如雷。当年母亲一步步的惊心动魄，变成多年后儿子的一笔一画。李银昭看似平静地写，却把从年轻到年迈的母亲、经了世事早已长大的儿子，叠在那条曲折惊险的山道上。透过文字，母亲的一生就一幕幕慢慢放出来了。李银昭擅长从小切口挖大事件，把自己藏起来的情感，拿那些最普通的字眼端出来。他的文字沉稳踏实，读着让人安心。李银昭的地域散文，常常让人觉着，最普通的日常里，往往藏着最深的地域文化。所以写作者得有一颗“考古学家”的心，去挖那些被忽略的情感地层。李银昭的“细”，是我读《母亲的蜀道》时最深的感受。那细，不是琐碎，是把最沉的情感藏在最平常的细节里。李银昭的地域散文，长处就在这个“细”字。
川中丘陵与成都平原的深耕与开掘
如果说川东北作家群侧重于根脉的血缘记忆，那么成都平原及丘陵地带的作家们，则更多展现出对城市与乡土交融地带的文化深耕。
裘山山的散文，细腻，温婉，常在最不起眼的生活细节里透出地域的气息和人文的情怀。她的文字像邻家大姐拉家常，不经意间就递过来一股暖意。裘山山写西藏，写成都，写那些普通人家的日子，总带着一种温润的光泽。《从巴黎到罗马》写的是欧洲，但背后始终有一个“四川人”的眼光在打量世界。她的地域书写，不是大张旗鼓的叙事，是从一杯茶、一顿饭、一段闲聊，自然而然流出来的对土地的深情。读裘山山，你会觉得“暖”。那暖，不是煽情，是从字里行间慢慢渗出来的温度。裘山山的散文，长处就在这个“暖”字。
姜明的《八千年的凝视》，是近年蜀地书写的一个重要收获。这部作品以“八千年”为时间跨度，这是一个文学化的表述，指向这片土地悠远的历史纵深，而非精确的考古年代，透出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姜明没有停在巴蜀风物的浅层描摹上，他选了一种更有深度的写法，叫“凝视”。他从古老的汉字，三星堆的青铜面具，杜甫草堂的竹子，金沙的太阳神鸟这些具体的文化符号切进去，像个文明的解码人，努力破译这片土地上沉淀下来的远古密码和历史记忆。在他笔下，每一处遗迹都不是静止的、沉默的，它们是穿越了数千年时光的“言说者”，是蜀地文明这个宏大生命体的一部分。这种写法，让《八千年的凝视》走出了单纯的风物游记，变成对蜀地文明的整体解读和精神叩问。读姜明，你会惊叹于那种“宏”。他不是在看一景一物，他是在凝视八千年的文明。 姜明的地域散文，其长处可归结为一个“宏”字，那是宏阔的历史视野，也是文明解码的宏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