炖鸡蛋对于如今的孩子来说，早已比不上炸鸡腿的诱惑力了，甚至算不上一道像样的菜。但对我而言，它依然是记忆深处那抹挥之不去的美味，像一枚温润的琥珀，封存着整个童年。
小时候的农村，物质还十分匮乏，改革开放的红利尚未真正照进寻常百姓家。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几乎没有，父辈们仍然坚守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庄稼人世代不变的活法。几亩薄田，便是一家人全部的希望和盼头。很多人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已经断了粮，只好硬着头皮去向有余粮的亲戚、邻居借粮度日，眼巴巴地等着新庄稼收了再还。所以我们那时候，压根儿不知道“零食”和“零花钱”为何物。小孩子们最期盼的，就是过节和过年——因为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猪肉，那是平日里想都不敢想的奢侈。
家家户户都养些鸡、鸭、鹅、猪，有的人家还会养几只羊。可不是为了吃肉解馋，而是等着养大养肥了，拿去换钱补贴家用。鸡蛋、鸭蛋、鹅蛋，也统统是要变成人民币的，自己家人很少能享受到。只有在来了客人，或者逢年过节时，它们才舍得被端上饭桌，变成一道珍贵的菜。炖鸡蛋，便是那一道道朴素而珍贵的菜中最让我魂牵梦萦的一道。
每次做炖鸡蛋，母亲都会走到墙角，从那个用干荷叶（竹笋的外壳皮）编成的篓子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五六个鸡蛋来。那篓子圆鼓鼓的，泛着枯黄的光泽，像是藏着什么了不得的宝贝。母亲把鸡蛋握在手心，轻轻往瓷碗边沿一磕——“啪”，一声清脆又短促的响声，像是什么秘密被悄悄打开了。再用两只手轻轻一掰，蛋壳便分成两半，透亮的鸡蛋清和金黄的鸡蛋黄“咕咚”一下，争先恐后地滑进粗瓷碗里，在碗底颤巍巍地堆成一团。
几个鸡蛋打完，大碗已经装了多半碗。母亲又切一把绿莹莹的小葱，碎碎的，撒在碗里，像春天落在雪地上。然后淋上一勺菜油——偶尔也用凝白的猪油，那香味更足。再捏一小撮盐，兑上适量的清水。接着，母亲拿起一双竹筷，在碗里飞快地搅拌起来。筷子击打碗沿的声音叮叮当当，像一首欢快的小曲。蛋清和蛋黄在搅动中渐渐融为一体，变成一片均匀的、鹅黄色的浆液，葱花在漩涡里打着转。
这时，灶上的大铁锅正煮着米饭，热气腾腾。母亲掀开木锅盖，一团白茫茫的蒸汽猛地升腾起来，扑在脸上，又湿又暖。她迅速把那碗蛋液放进米饭中间，轻轻按一按，让碗稳稳当当地“卧”在米粒间，再盖上锅盖。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噼噼啪啪地响。接下来的等待，对小时候的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甜蜜的煎熬。
不一会儿，就有丝丝缕缕的香气从锅盖的缝隙里钻出来，起初是淡淡的，若有若无，像谁在远处轻声唤你。渐渐地，香气越来越浓，鸡蛋的鲜香混着米饭的清甜，再裹着锅巴那层焦焦的、暖暖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厨房，又顺着门缝飘到院子里。我蹲在灶台边，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地叫，嘴里不知不觉就泛起了口水。那股香气像一只无形的手，一下一下挠着我的心。终于，母亲喊了一声：“吃饭了——”
母亲再次掀开锅盖。刹那间，一大团白雾翻涌而出，整个厨房都淹没在香气里。等雾气散开一些，我踮起脚往锅里一看——先前那大半碗蛋液，此刻已经变成了满满当当一大碗！金黄金黄的，像一块温润的暖玉。表面浮着几滴亮晶晶的油珠子，在热气里微微滚动。翠绿的葱花散落其间，黄的更黄，绿的更绿，被那只粗瓷白碗稳稳当当地托着，活像一件光彩照人的艺术品。而我，光荣地承担着运送这件“艺术品”的重任。
母亲用湿抹布裹住碗沿，递到我手里，再三叮嘱：“端稳了，慢慢走。”我捧着那碗炖鸡蛋，小心翼翼地迈步，鼻子刚好凑到碗边，那股香气直往鼻孔里钻。厨房到堂屋不过几步路，我却总要走半天——不是走不快，是不舍得走快，想让那香味多陪我一会。父母在身后催：“快端上去，客人等着呢！”我才磨磨蹭蹭地跨过门槛，把那碗金灿灿的炖鸡蛋稳稳地放在饭桌中央。
吃饭时，父亲总是先用勺子给客人挖上几勺。客人也总是连忙推辞，用手虚掩着碗口，笑呵呵地说：“来来来，都吃都吃，哪能我一个人吃？给孩子们挖鸡蛋吃。”说着，便拿起勺子，不由分说地挖一大块，放进我碗里。我嘴里说着“不要不要”，眼睛却早已盯住了那一勺金黄。母亲在旁边瞪我一眼：“还不赶快谢谢！”我便红着脸，小声嘟囔一句“谢谢”，然后端着碗，飞快地跑到屋外，一个人躲在墙角，细细地、慢慢地品尝。
那一口炖鸡蛋，嫩得像刚凝固的晨露，又滑又软，放到嘴里几乎不用嚼，轻轻一抿就化开了。鸡蛋的鲜、猪油的香、葱花的清，一股脑儿地在舌尖上绽放。我舍不得咽下去，含在嘴里，让那滋味在口腔里转好几圈，才恋恋不舍地滑进喉咙。
大人们在堂屋里边吃边聊，说的都是庄稼和收成的事。我们小孩子则一边扒饭，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等什么呢？等大人们吃完，等那只炖鸡蛋的碗空出来。那只碗，可是我们小孩最后的“福利”。通常，这只碗会“名正言顺”地落到家里最小的那个孩子手里——也就是我。等客人和父母都放下了筷子，我便迫不及待地跑过去，把那只碗搂进怀里，像搂着一件宝贝。碗壁上还残留着一圈炖鸡蛋的痕迹，那是鸡蛋液在蒸煮时“站”在碗边上的部分，韧韧的，比碗底的更有嚼头。我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地刮，仔仔细细地刮，刮下来的每一小片都小心翼翼地送进嘴里，慢慢地嚼，慢慢地品。
到最后，勺子已经刮不出什么了，可碗壁上还隐隐约约泛着一层油光。这时，就该拿出我们的“绝活”了——我伸出舌头，把整只碗的里里外外舔得干干净净，锃光瓦亮，像刚洗过一样。母亲每次看到，总要笑着打趣：“这只碗不用刷了，你这只小馋猫刷得比水洗还干净！下顿饭你还用这个碗吧。”我听了也不害臊，嘿嘿一笑，心里反倒美滋滋的。“刷干净”鸡蛋碗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开心的事要做——烤鸡蛋壳。
母亲打鸡蛋时留下的蛋壳，我一只也舍不得扔，全都小心翼翼地收在灶台上。吃完饭，我便把蛋壳一个一个地放进灶膛里还没熄灭的余火中。灶火红通通的，热浪扑面。不一会儿，蛋壳上残留的蛋清就开始慢慢凝固、膨胀，鼓出一个个小泡泡，颜色也变成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股特殊的焦香味。我蹲在灶前，用火钳把它们夹出来，吹吹灰，掰成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又香又脆，比现在的薯片还好吃。有时候馋极了，连蛋壳带那点焦蛋清一起嚼碎了吞进肚里，嘎嘣嘎嘣响，觉得那简直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零食。
几十年后的今天，炖鸡蛋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街角的早餐店里有，家里的饭桌上也能天天做。可我依然无比怀恋那个味道——那个掺着鸡蛋壳焦香、混着灶火温暖、裹着母亲笑声的炖鸡蛋的味道。
那不是一道菜，那是我的整个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