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角度分析，格里高利以及与他类似的中产者们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小生产的本能与个体内在于组织要求之间矛盾，革命不是单枪匹马，依托于个休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大范围的社会合作与集体组织下才能实现的目标。这就需要每个革命者服从于高度纪律化的有机组织，而格里高利的矛盾恰恰就在于他放不下小生产者个体独立于组织的天然向望。格里高利在参加战争前家中就已是积坐拥数亩良田，几头家禽的中农。这使得葛仅依靠自己或家人的协助劳作就能获得丰硕足以维持生计的物质资料。这自然与革命道路上合作化的生产模式根本对立，但须注意的是，不仅仅是革命需要大范围合作。现代社会的基本生产秩序也是如此，如此看来，就算小生产者们放弃革命道路，也会被不自觉地纳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区别仅在于在革命秩原则下的集体秩序是中人是解放，自由，平等的，而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集体中的个体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受奴役的。

格里高利的遭遇在客观上讲是自己的悲剧，也是时代悲剧。它就像一面镜子，清晰照出了苏共在领导俄国国内革命时诸多不成熟的举措。事实上，不仅在物质生活题域残留有中产者们的小生产本能，在先进的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也可能由于小生产本能而将革命引向歧路。苏俄早期孟什维尔与布什维尔的分歧，托派与苏共分歧，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分歧都公开反映了这一事实

当然从客观上讲，反对派的声音通常是错误的。以至于他们对苏俄革命的诽谤得到了全球反共力常的倾力支持：就同中国革命一样，俄国内部革命史也演化出两个阶段：一是对旧时代的批判，二是对新世界建立的着手准备。通常来讲，第一阶段的革命者并无大多的分歧。但一但时代的浪潮跨过一、二阶段过渡的坎，革命者内部对待革命态度的分化便成为了必然。如孟什维克就主张“革命者不应当在党组织下行动”，这与布尔什维克观点天然对立，也反映出知识的小生产本能与个体内在于组织的矛盾。在这种错观观点基础上托派又提出要以改良的方式循序渐进，以和平过渡方式实现俄国革命的胜利。显然，这种主张忽视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且不说在当时沙皇专制下的俄国共产党以和平方式走向政坛可能性有多大，就全世界范围内“民选”上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其革命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果，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党”甚至在上台前其思想纲领就被篡改的面目全非；而真正力图实施“改革”扭转乾坤者也遭到既得利益者强行反对以致于被迫下台，智利的阿连德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与苏联革命类似，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历程中，小生产者及衍生出的右倾思想曾一度占据上风。自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部右翼势力便加紧夺权的步伐，他们不断挤压中共及左翼势力的活动空间，早在1926年“中山歌”事件中，蒋介石就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并派人监视苏联顾问，软监大量共产党人。冲突发生后，毛泽东、周恩人等人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举行国民大会并解除蒋的职务，但长期受右倾思想蒙蔽的党内书记陈独秀与苏联使团却一昧绥靖，任取右翼力量肆意发展，最终酿成了1927年四月的重大流血事件。

孟什维克右倾势力与布党的分歧只反映了斗争的一个侧面。在后来的政治建设中，反对派不断以“右”或是“左”的面貌出现对革命予以扰乱，而苏共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以反党的名义对托派分子予以清除。而在另一片“革命老区”——中国，“知识的小生产本能”也一度严重滞后了革命进度，典型地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旧道德旧思想的民主先锋却在后续群众运动缺乏与革体主体一同前进的思想准备，而退出了革命主流，后续的王明左倾路线更是造成成了革命中重大代价：95％根据地损失与25000里长征的长途跋涉。

而追本溯源，反对声音如此猖厥原因在于在当时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还不够成熟，党内多数派与少数派很难通过集体理性程序来实现意志统一。这在苏共内部体现尤为明显，尤其是进入斯大林执政时期后，“舌头上的争辩”最终演化成了“刀枪上争辩”，各式反对派被扣上了“主观动机不良”或“异已阶级力量”帽子，然后在行政力量干预下退出历史舞台。诚然，斯大林以及苏共主体在前进路上没有迷失大方向。但一昧用行政手段予以排除的手段也不断招致后人诟病，苏共若是真想彻底说服反对派，就应该在革命经验积累的基本共识与范式基础上拓展理论、总结方法来帮助反对者们改造自己世界观，克服小生产者的本能弊端。但在现实中，我们往往看到双方各执一词，以片面性反对片面性，最终导致斗争白热化。更何况，用行政命令压制反对者只是一时，如果滋生反对思想的群众思想不经过改造，那么异己力量的再度兴起也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苏共内部党内斗争体现了小生产与内在于组织的矛盾，也间接揭示斯大林死后苏共前进方向180°大转弯内在逻辑。

相比而言，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虽然“左”“右”倾势力此出彼伏，但始终有人意识到问题根源并愿意“以理”说服人量反对分子。在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多数派与少数派不断交换意见在集体共识基础上实现意志的统一。一些议题哪怕一时说不清，也会在后续残酷的革命斗争（如长征）与整风运动（延安整风）中达成共识。针对犯错的干部、党采取“惩前毙后，治病救人”原则不断改造知识分子“小生产”弊端。当然，对于个别执迷不悟的反对分子而言，再恳切的教育也无济于事（如王明张国焘）。但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教育路线对于革命群众提高自身认识水平是益处无穷的，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类似反对思想再度泛滥。

顿河河边的格里高利最终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但类似的悲剧仍然在每一处风暴的漩涡中上演。我们不应借此来否定风暴的正确性，却有必要吸取其中的教训——正如我们的前辈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每一个矛盾的个体回头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