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生
文革期间，官方意识形态威力强大，无远弗届，笼罩一切，人人无可逃遁。但也有一些人，至少在私人交往方面，不突出政治而突出性情取向，不跟着无产阶级司令部走而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杨永生就是一个。
忘了我们是怎样开始交往的，反正他虽然参加了群众组织，并非骨干，也不积极；我是没资格革命造反，留在生产岗位上，两人都远离政治漩涡，又皆为性格温和的人，话语投机，就接近起来。后来就发展了友谊：平时常常聊天，公休结伴回家，可有少量的金钱借还，有时他会代我领工资送到家里等等。
永生在公众场合总是少言寡语，在各种会议上极少听到他发言，平常宿舍相处话也不多，因而得到一个“老蔫儿”的外号。有一次公休期间，他突然来到我家，穿戴很整齐，像是有要务。那天我家里正好有客人，见此情景，他逗留片刻就走了，也没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会女朋友，晚上打算在我家过夜，以便第二天再去。他还真是个老蔫儿！如果他说明来意，我总可以安排他住宿的，我们俩就可以竟夕畅谈了。
虽然寡言，但有时候，如果是相好，私下他也能娓娓而谈，而且推心置腹。他曾跟我谈过一段失败的的恋爱经历，他对那姑娘一往情深，姑娘本人对他也有感情，无奈家里不同意，母命难违，只好分手。他谈及此事，声音低沉，语速缓慢，足见那绵长的情思当时还难以割断。
我们在一起基本不谈政治，所说的大都是家长里短。看来他很单纯，缺少势利之心，我已经挨整，估计还会挨整，且可能戴冠，但他不避讳与我的友好交往。我想是因为他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意积极投入，心态就平和，心态一平和，常人的健康直觉就不致被政治滥情淹没，对人好坏的判断和取舍大体围绕着常识而不是功利。
有一件事能说明他注重友情。”清队”开始时，我手里有一份申诉材料，担心被人抄走，想托他保管，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并不顾及可能担当的风险。后来一位负责人表示，我既然替别人申冤，是否也有根据？我就把那份材料要来给他看，却暴露了永生，这很不应该，但他没有抱怨我，只告诉我他挨说了。好在都是一派的，轻描淡写批评几句就过去了。有人会认为他幼稚，我看他还是受直觉的导引：通过长期接触，明知你不是危害社会的坏人，就愿意帮助你。
永生虽对政治不大感兴趣，但既然他参加了造反派，政治就会来找他。抓516的时候，一天时文义去王家场，看见永生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呆着，就过去跟他说话，问他怎么了，永生也不言语，只把手指头比画出516三个数字。看来他也在写交待检查吧。时文义回来对我说：“没想到516还真多，连杨永生都是！”
“清队”后我与永生分在不同单位，遂很少来往了。多年后他又调到解家荒，一天晚上就抽空来河南村找我聊天。可惜不久他就离开林场，我们再次失去联系，他曾到家里找过我，不遇，就给我留下一封信，当时我患重病，也没顾得回信。直到2001年10月我才知道他的电话，打过去，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是我生平打的最长的电话。在孤独时期建立的这段友谊是不应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