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简书》里写字之外，当下，最频繁的动作就翻新闻、看疫情，最关注的就是对疫情防控和治疗最有发言权的专家们第一时间的釆访。
当在电视和手机屏幕上看到专家们那疲倦的样子，心里真的很难受，也很矛盾。守候在后方（家里）悬悬而望，期待着第一时间就可以听到前方的好消息。
当等着盼着期待着可以通过主持人的嘴来问及关键，得到干货，但常常落空的时候，那种焦急和失望难以言表。
作为一个主持人，你问的问题可能不高级，也可以不专业，但是，必须要“有人味儿”。类似人人都会怕的“死”这个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列到你的提问纲目里。即使不小心或者会受到其他不可抗力的掣肘，也是应该尽量选择不说出口。耽误专家们那极其宝贵喘息的机会这是其一，还会引起公众对提问者是否还具备正常情商的基本判断。
绝对不是矫情，作为被釆访者，很容易被提问者甩过来的那块“香蕉皮”，送上道德的制高点而哆哆嗦嗦惴惴不安。也容易踩着“香蕉皮”滑到“地气儿”蒸腾的地方，被别人嫌弃到“没有高尚情怀”。
如果智商和情商都没有硬伤，害怕自己被病毒感染，害怕家人被自己传染，谁又能够理解这不是一个正常人再正常不过的想法呢？
没有不怕死的正常人，说出来不磕碜，倒是一个真性情。特别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遮掩地掏心掏肺，更让人肃然起敬。
当有记者问到担任全世界首例新冠病人遗体解剖任务的刘良教授“您恐惧吗？因为这个东西避之不及，但是您要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而且都是已经走了的这些病人，应当说他身体里面是很多很多的（病毒），对吧？”
刘良教授原话：“对。还是恐惧，不恐惧是假的。”
今天才从媒体上得知，从2月16日开始，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在该校法医学院刘良教授的带领下，从第一位遗体开始，到今天已经完成了9例新冠肺炎遗体病理解剖。
从电视屏幕里看到了刘良教授本人，也听清了他的原话：“解剖室里面空气很闷，谁都不知道这个遗体暴露出来以后，会有多大浓度的病毒散发出来？”
虽然他以前解剖过SARS，也解剖过艾滋病，但是都是在前人已经做过的情况下做的。做新冠肺炎的遗体解剖，属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例。
在解剖遗体以后的14天之内，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不知道，至于更使人心有余悸的“空气气溶胶传播”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大大的未知数。所以这注定就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
当得知新冠病毒对年龄大的人更有侵略性的时候，解剖遗体的第一方案是由几名年轻一点的专家上。
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在走进解剖室的时候，在刘良教授的带领下，年龄稍大一些的专家们走在了前面。把相对安全一些的站位，留给了年轻人。
怕死的人，把最危险的任务留给了自己。
看到此时，我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