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她在加那利群岛的家里，坐在窗前，看海。海是灰蓝色的，风很大，把棕榈树的叶子吹得哗啦啦地响。荷西还在，他在院子里修那辆破车，叮叮当当的，偶尔喊一声：“Echo，给我递把扳手。”她应着，却不动。她看着海，心里想，这海的那一边是什么。想着想着，便笑了。这一生，她不就是在想“那一边”吗？
小时候，老师让她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她写：我长大了要做一个拾破烂的人。老师把作文本扔过来，说：“三毛，你重新写。”她重新写了：我长大了要做一个卖冰棒的人。老师又扔过来，她第三次写：我长大了要做一个夏天卖冰棒、冬天卖烤红薯的人。老师气得让她站到教室外面去。站在走廊上，她看外面的树，看树上的鸟，看鸟飞走的方向。那时候她就知道，她这一辈子，大概不会按别人画好的格子走路了。
后来她去了很多地方，西班牙、德国、美国、撒哈拉、加那利群岛。她走过沙漠，走过草原，走过那些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小镇，她在沙漠里住过帐篷，在草原上睡过马车，在那些小镇上，跟卖菜的老太太用彼此都听不懂的话聊天。她写下了那些故事，写下了沙漠里的结婚，写下了娃娃新娘，写下了那些在风沙里活着的、笑着的、哭着的、爱着的人们。有人问她为什么写，她想了想，说：因为不写，那些日子就没了。就像沙，你不捧住，风一吹，就散了。
可她最想写的，其实是那些没有写成字的日子。荷西潜下水去，她在岸上等他，太阳把礁石晒得发烫，她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下午。风吹过来，带着盐的味道。她看着海面，数着他该浮上来的时间。那种等待，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可那是她最想留住的东西。后来他再也没有浮上来，那片海，她从此不敢再看。可她写了那么多关于海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藏着一片她不敢看的海。
冰心先生晚年说过，爱在左，同情在右。可她这一生，爱和痛常常分不清左右。它们像两个住在我心里的邻居，白天吵架，晚上和好。她把它们都写进了书里。读者读到了撒哈拉的热烈，读到了加那利的海风，读到了那些浪漫得不真实的爱情。可她自己知道，那些故事底下，垫着的是孤独。那种孤独，是你在人群中笑着，忽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隔了一层玻璃；是你在灯下写着，写着写着，眼泪就掉在稿纸上，把刚写的字洇成一团蓝。那种孤独，写不出来，可它一直在。
这一生，她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家，没有一般人说的那种“安稳”，可她从不后悔。她在沙漠里看过最亮的星星，在草原上听过最远的歌声，在那些贫瘠的土地上，遇见过最富足的心。她把这些写下来，留给那些和她一样，不肯按格子走路的人。她想告诉他们：世界很大，不要怕。你走的路，也许荒凉，可荒凉的路两旁，常常开着最好看的花。
那些花，现在还在开着。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在沙漠深处，在那些被风吹过的、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它们不开给她看，可她知道，它们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