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乱世佳人》近四个小时，在想写点关于故乡记忆的时候，我躺在沙发上，以最舒服的姿势又看了一遍。临别，瑞德对饱经沧桑几乎绝望的斯嘉丽说“塔拉的红土地才是你力量的源泉”——故土，对于一个女人的影响，莫过于此时的生动与深刻。
离开故乡的时候，未满十一岁，县里的长途汽车站在最热闹的河神庙旁边。天色犹暗的清晨，小贩叫卖声此起彼伏，母亲抹着眼泪的身影随着班车鸣笛远去而缓缓消散。但对于那时的我而言，鸣笛声趾高气昂的代言了一种长大成人、奔向远方的得意。这种得意，一半是年少轻狂对传统家庭观念的蔑视，另一半是对小说中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的向往。
在最初离家的日子里，对故乡的印象，一半是物质的贫瘠，另一半是精神的荒芜——物质的贫瘠使他们用陈旧、荒唐的态度对待生老病死，精神的荒芜让他们以放浪、荒谬的方式处理人情世故。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原生的“愚昧的野性”与新潮的“优雅的姿态”中拧巴地活着，那时以为，如何用心雕琢文字，用美好的字眼掩饰这种贫穷与荒芜都显得苍白无力。
直至故乡一点点褪去原来的容貌，原本的贫穷与空洞得到一些掩盖，也或许是我逐渐明白，精神荒芜所致的荒诞闹剧在城市同样上演，只是被浮华的表面粉饰或被淡薄的人情稀释了，我才又以宽慰的甜蜜回味思乡之情。
河神庙与河槽上的石板于我，就是苏童的“香椿树街”，徐则臣的“花街”，是儿时的烙印。河神庙，其实并不是庙。是一座类似庙宇建筑的商场，建在河槽中央的石制桥板上，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它是县城人采购“奢侈品”的唯一场所。它的两侧，则是各种小摊位或铁皮小卖部，小吃、日用品、杂耍，平日里都是人声鼎沸。这个场景，占地不过一平方公里，却是几代人记忆中不可割舍的部分。
1995年的洪水无情地清洗了整个街道，河神庙永远地消失，也彻底洗刷了我对故乡容貌的记忆。
现在每次回去，站在几经翻修的崭新街道上，努力去回想那些小贩的叫卖声、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陈旧的卡拉OK，那是我半明媚半阴晦的童年记忆：关于食物、关于礼物、关于家庭的温暖与爱，在炭火缭绕中灰蒙蒙一片，脆弱单薄，抵挡不了大千世界的诱惑。
事实上，我也用自己狭隘的价值标准评判着父老乡亲的安贫乐道，厌恶无端的争吵谩骂、毫无忌惮的咳嗽与吐痰，厌恶轻佻的音调议论着男盗女娼、厌恶邻里乡间的家长里短。
与河神庙相比，更让我心驰神往的是豪迈辽阔的黄土地与温情脉脉的黄河水：大自然毕竟没有那些令人作呕的情绪。黄土地是刚烈的，风吹雨打都坚韧不拔，黄河水是柔弱的，镇定自若、不动声色地感染着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每每在高处，眺望沟沟壑壑的黄土地，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祖辈们寒来暑往艰辛劳作的情形。
血脉相连，这一生，我也不能脱离它们而存在。
去远方
父亲略有见识，源于十六七岁去省城谋生。从省城带回来的，不止是小县城里没有的衣物，还有对于子女未来的期许。对于父辈祖辈一直耕耘黄土地的父亲而言，对我和大哥“到大城市生活”期许已经突破了最初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父亲在关于我的教育方式上，一直在突破自我，对抗母亲。我一路向远方，都是父亲的坚持与突破。走南闯北的父亲坚持认为“提笔能写，开口能唱”的我，不属于这个落后的小县城，于是不顾所有人反对，支持我去外面的世界。
一朝离此地，四海皆为家。从太原、到南京、到日本、到广州、再到天津。
耶路撒冷是徐则臣的远方，曾短暂存在于我心中的远方是江南。我过分厌恶秋冬的严寒、苍茫与早春的沙尘暴。寒冷与飞沙走石扑到脸上，让人绝望到窒息。我以为，江南的春天莺歌燕舞，江南的冬天阳光明媚。或者只是，江南的烟雨迷蒙像极了河神庙边烟雾缭绕的朦胧。
南京对传统保守的母亲和外祖母而言，是遥不可及的远方，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去那么远的地方。最终，以极端的方式最终获取父亲的同意。
去南京的那段旅程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旅程。从太原站开出的绿皮车从傍晚驶向深夜，一路从石家庄济南徐州又跨越了南京长江大桥。清晨透过车窗和铁架的缝隙看到长江，几年后长江留给我的记忆成为，一个神情忧郁的朋友带着满腹心事翻越长江二桥的围栏，跳跃而下，去了另一个远方。
江南的春天没有让我失望，可江南冬天的一番阴冷，让人无处可逃。在南京短暂的停留，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结束。
最终在天津安家。南京、天津？无论把哪里说成“第二故乡”，心里都不是很情愿。“到世界去”还是“回到故乡”？母亲已去，父亲年迈，我没有再去想这个问题的余地。也有时候，我，与留在故乡的医生、人民教师、公务员等职业的发小，相互怜悯着—生而为人，冷暖自知而已。
通往故乡路纵然再宽阔，有生之年也无法再回去。
关于死亡
大约五六岁的时候，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我踩着松软的黄叶走向爷爷的小院，爷爷一边唤我的小名，一边挥着锋利的斧头劈柴禾，面色红润的爷爷突然倒在一堆还未来得及拾好的柴禾边。随后是奶奶慌乱的叫喊声，邻里仓促的脚步声。再次看到爷爷，躺在县里的医院，我从大人的裤腿缝隙里看到他安详的脸，姑姑在他嘴里放了麻钱，母亲一边穿寿衣一边念念有词“爹爹走好”“爹爹走好”。
这是我对死亡的第一个记忆——离去的人安静从容，而活着的人，总是慌乱、仓促，还有终究要被时间治愈的大大小小的悲痛。
离开家的第一周，父亲乘长途班车去宿舍看我。那天大雨倾盆，父亲点了一支烟，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悠悠地说“小文死了”。
“小文？”
“嗯，就是这样一个雨天，在过河的时候，被大水冲走，尸体都没找着……”
小学三年级，小文从村里转来我们班，坐在我后桌，对乡下生活颇为好奇的我，曾央求她带我去村里玩儿，在班上说话都会脸红的她，在田野里像是撒开欢的小兔，热情活泼。某新年时，她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掏出一张贺卡递给我。互送贺卡，在那个纯真年代，是友谊的最高礼遇。因此，“张小旭，新年快乐”是她对我的友谊，也是她对我遗言。
2006年十月，父亲携家人到南京看我。晚饭后，与父亲在玄武湖边散步，父亲问我的学业，聊我在老家的发小，突然停下来“你那个同学，林立军死了”
“嗯……？怎么会？”
“不念书了就去开大（货）车，出了车祸，就没了”
我没有再说话，晚上我坐在酒店的露台上，静静地看着夜色下的玄武湖，灯火阑珊，仿佛我逃离了家乡的满目苍凉，也就逃离了死亡。
林立军家在我放学的路边上，同龄的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据说父亲不务正业，家境由母亲一人维系。在懵懂的年纪里，他有一张我喜欢的俊美的脸，白皙文静的气质，我常常在上课时，偷偷望向他的方向。很长时间，谈恋爱论男生，他的脸和一尘不染的气质都是存在于我内心的审美标准。
几年后，从别人口中听了关于林立军死去的荒唐的过程，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放弃的过程——贫穷，没办法敬重生命。
后来，故乡通往外面世界的路途越来越宽阔、平坦，仿佛那些贫瘠的山脉不曾阻挡过通往远方的路。2011年高速四通八达，煤炭依然是家乡的主要产业，开大（货）车向外运输仍然是年轻人重要的就业方式之一，天堑变通途，车队昼夜拥堵几十公里的情形已稀有罕见，但已无法改写祖辈父辈对于煤炭产业的艰辛付出，也拯救不了那些为生计而丧失的年轻的生命。
2009年，刚参加工作，在迎新联欢会上，接到关于母亲去世的电话。我赶回家，父亲领我去与母亲道别。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平静而又安详的脸，仿佛死亡于她而言，是一种解脱。我曾经多么希望母亲，能放下一切操劳，安享晚年，而最终，却是以永别的方式。如今身为人母，终于懂得了中国父母于子女的牵挂与操劳，都会以死亡的形式终了，万古难逃。
惟愿母亲，能真正卸下重负，安息。
近年，越多的熟悉的陌生的邻里生老病死，我想，不管人以哪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今后的世事多变，苦辣酸甜，都与他们再无关联了吧。
从外婆家到县城的羊肠小道是点缀黄土地的丝带，母亲、母亲的母亲，脚步从轻快到沉重，一次次穿越丝带，最终穿越时光，埋葬在冰凉的黄土地里。
故乡的黄土地，也将是我最终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