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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图书馆看台湾电影人怀念杨德昌导演的文集，张震、吴念真、小野、柯以纶……集体回忆上世纪80年代台湾解严初期那个筚路蓝缕的时代，以及那时候的杨德昌。
彼岸的台湾也曾有过类似于总局的机构，叫做“文工会”和“新闻局”；所有的电影人也被强制要求拍摄意识形态宣传片；彼岸的党也曾经拥有杀伐决断至高无上的权力；标志着台湾新电影开山之作的《光阴的故事》，为了能够拿到上映资格不得不哄骗“新闻局”这是宣传80年代台湾都市化新气象的正能量影片。
然后，侯孝贤、吴念真们在这种氛围中伺机寻找一点点空间，艰难地冲击着体制与壁垒。他们拍了以二二八事件为题材的《悲情城市》；拍了反映四九年大陆易主后拖家带口来台的外省人生活窘状的《童年往事》《老莫的第二个春天》。
所有人都忘记了历史，电影提醒他们还要记住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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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回忆杨德昌的工作状态。他是超脱于世俗琐屑的，吴念真说，他的创作完全是精英化的，至少是中产阶级式的；他不会像大陆第五代导演一样靠兜售民族苦难和奇诡噱头获得国际认可，也不像第六代里的贾樟柯、王小帅一样从情感和立场上偏向底层与民间。他的认知与思维不是马列式的，影片里没有那么对立与战斗，也缺乏紧张和焦灼，而是一种无法描述的苍凉，接近于生命本身的荒芜。
他会先有一个概念，或者一个想法，一种对生活的观感和情绪，继而用细节和场景来填充。他会在意路人脚步徘徊的分寸，拍摄房间里阴影的浓淡，因为他心里清楚，普通人生活中真实的样子。他完全在逼视着世间万物，极度地写实，风格冷峻节制，但内里透出的是最深沉刻骨的人生喟叹。
这种创作理念让我折服。
拍熟悉的生活、能驾驭的题材、有感觉的叙事结构、探索和处理自己关心的问题，将对生命的体悟与认知包裹进叙事之中，貌似平淡无奇，细看却有大通透。
这种有一说一绝不故作高深的坦诚与真挚让我羞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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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心自省，我愈发觉得最近自身的写作，情绪太多，能力又有限，把太多的愤懑与感性不管不顾地投掷出去，而缺乏节制与内省。
这并非是因为完全地浸入而导致的情绪化，更多是因为智识上的无知与笔力上的无能。
我总想通过一个故事和一个人物牵连出漫漶的时代感和宏阔的世界观，但怎么可能，我只是一个初初开始写字的人。我首先需要学的，不是如何把东西写复杂写深刻写到力透纸背，而是把一件事情说清楚的踏实与本分。
我无须逼迫自己用一些很宏大的字眼来伪装深度，而应该老老实实地练习如何讲个好故事。内在的情绪和潜伏的意蕴自会深埋在叙事之中，而读者读后能够若有所悟，这才是合格的写作者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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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书馆回宿舍的路上，需过一条马路，红灯，我停了下来。身边一同停下的，还有一个卖彩灯的爷爷，他身着破旧衣衫，脚踏二八大杠，一手举着一支会发绿光的手电筒。光射出很长，刺破了乌黑的夜。绿灯了，他踩上自行车，佝偻着骑出去，一束绿光依然伴着他，过了很久，我还看得到。
他是这个冬夜让我心中颤动的人。他无名无姓无声无话，他不起眼，没有人会在乎他，但因为拂过我心头的那一丝颤动，他才最有资格出现在我的笔下。
写真实的人、事、物和情绪，哪怕再微不足道。
不矫作，不浮夸，笔下的每一个字都经得起内心最深处的凝视。或许这才是写字的人最应恪守的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