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动作我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脖子一低，目光就落在了眼前的水杯，杯子里的水见底了，我寻思什么时候加点。
不是不想搭话，而是真不知道怎么插嘴。
我说，我对现在工作挺满意，他就上价值：干好你的工作是本分，但要对你的职业产生认可，才能做得更有激情。
我说，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好好先把自己日子过好，有能力了再说帮帮大家，他说你不能这样，至少你的内心需要装着教员和总设计师的初心。
我嗯啊地应和着，他也就不再追问，转而对着手机里某个社会新闻开始抨击，从地缘政治再到经济形势，一路喷到昨晚小区保安没有像他敬礼。
他还是像读书的时候那么有激情，只是十几年后，同样的激情成了变质的啤酒，剩下一股子涩味。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公认的文艺青年，枕头底下压着《悲惨世界》和《存在与虚无》，梦想是拍出中国版的《流浪者之歌》。
好在那时还是学生，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心系国家，大家对此加以宽容，觉得他是一把灼热的、向上的利刃，说不定会斩开一条大道。
到如今，刀卷了刃，把身边的一切都视为雕刻不满的材料，不满青春的退场，不满才华被平庸淹没，不满自己退到了观众席。
这种怨气，让他总是下意识地把自己放在被辜负、被压制的位置上，觉得是社会亏待了他的才华，是环境扼杀了他的梦想。
就好像，错的永远是这个世界。我的不快乐，是“他们”造成的。
久而久之，这抱怨就成了一种目的，一种情绪上的依赖，他沉溺于这种宣泄的快感，却离真正解决问题越来越远。
这种抱怨，本质上是一种能量的疯狂消耗，不仅耗他自己，也耗他身边的人。
我就是那个被慢慢“情绪耗竭”的倾听者。
我试图扮演一个合格的辩友，你来我往，但很快我就发现，这完全是徒劳。
他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我的任何理性分析，都会被他视为一种“妥协”或“背叛”。
后来我学乖了，悟出了“左耳进右耳出”的终极奥妙。
他抨击国际局势，我就想想晚上给孩子做什么菜；他埋怨怀才不遇，我就观察窗外那棵梧桐树还剩下几片叶子。
我的“嗯嗯啊啊”表示我依然在场，依然在听，但我的内心不再随之翻江倒海。
终于他的长篇阔论随着暮色似乎接近了尾声，一句熟悉的结尾“唉，没意思，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和那些在广场上激昂演讲然后心满意足回家的老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他们都需要一个仪式，来安放那份无处寄托的激情，或者说，那份不肯随着岁月平息的“不甘”。
我站起身，伸出手，很实在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行了，天塌不下来。走吧，回家吃口热乎的，比什么都强。”
他愣了一下，随即也扯出一个有点疲惫的笑容，说了句，也是。
我想着那就回家吧。
我拿起外套准备离开，回头却见他还没反应。
他正低头看着桌上的水杯，里面的水一口没动，
平静的水面，若隐若现地浮出了我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