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每次遇上大伯伯家的几位表姐时，她们都会拉住我的手说:“小红，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是由我们这几个姐姐抱大的。”
大伯伯是我的姑妈，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姐姐，宜兴人习惯把姑妈喊成伯伯。大伯伯是我的前奶奶所生，在她两岁时前奶奶因病亡故。大伯伯先是与我的太婆和公公相依为命，后来得到我亲奶奶的关爱和照料。大伯伯从小就很乖巧懂事，长大后进过农民夜校，所以和同龄的女孩子相比要多通些文墨。大伯伯在1942年二十岁那年出阁嫁人，与钮家村徐家桥的徐福官结为秦晋之好。
大姑夫家是村上的种田大户，家有三十多亩良田。自打嫁入了徐家，大伯伯不仅家务“全能”，还常和丈夫一起下田耕作，两人恩爱有加，相濡以沫。大姑夫排行老三，同辈人称大伯伯为三阿嫂。大伯伯勤劳朴实，通情达理，三里五村的乡民也尊称她为“三小姐”。解放初期大伯伯还曾经担任过村妇联主任。大伯伯在家尊老爱幼，孝敬公婆，妯娌姑嫂之间好的就像亲姊妹一样。娘家人到大伯伯家作客时，公公婆婆都会拉着娘家人的手对这个儿媳赞不绝口。
大伯伯深得我太婆的真传，知道我家底细的人都说，你家最“有用”的就是你家大伯伯了。大伯伯一生为徐家生下了二子六女共八个子女，含辛茹苦将他们扶养长大，大伯伯一个人撑起了徐家的半爿天。
父亲是家中的第二子，自从师范毕业后，就一直在宜兴各个乡村小学担任校长。1965年时任都山(积梅)中心小学校长，因工作努力、表现优秀被县教育局看中，将父亲提拔至宜城区教育视导组担任政治辅导员。父亲原想把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起调至宜城安家。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革暴发，县级人事关系被冻结。无奈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父亲把母亲安排至钮家小学任教，因为钮家与宜城之间有轮船往返，而积梅水陆交通不便。去钮家安家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大伯伯在钮家徐家桥村，父亲把他的几个子女托付给了他的大姐照料。1966年10月，我在钮家医院出生。
钮家小学离徐家桥村的大伯伯家只有一里路。我自记事起就记得，我和哥哥俩人不是在大伯伯家玩，就是在去大伯伯家的路上。大伯伯对我们这两个“大头侄子”是倾其所有、溺爱有加。幼时是几个表姐轮番照顾我，成天抱在手里不舍得撒手。
等我哥俩稍大了一点后，两兄弟“皮”的能拆天，小猫小狗见了我们都得绕着道走。俩人简直就是一对“小皮猴”，上蹿下跳没个消停的时候。钮家村广阔的天地，成了我们“大展身手”的舞台。俩人成天不是在钮家小学上树下河，就是在徐家桥村招猫逗狗。
那一年的冬天天寒地冻，徐家桥村上有许多茅草屋，屋檐上的冰水流到地面冻成了一根根冰棱，足足能有水桶一般粗。外面的世界冰天雪地，两个“皮猴”活动受限。我在大伯伯家里闲得实在无聊，趁着大伯伯忙里忙外不注意的时候，把灶间堆着的煤块丢进了正烧着的粥锅里。知道自己闹了祸，我一溜烟地逃回了钮家小学。等大伯伯忙完回来要吃晚饭时才发现，锅里熬的白粥成了“黑粥”。不用问，大伯伯家的坏事只有我做。大伯伯是个节俭之人，心疼了这锅粥许久，最终还是没舍得揍我。
1972年8月，父亲被县革委教育组调至了大浦中心小学任校长。我们全家离开了钮家，那天大姑父和两位表兄摇起一条大帆船。傍晚启程，帆船载着我们越过西氿、渡经宜城，穿过东氿，在拂晓时分把我们送至了大浦。
以后见大伯伯大都是在过年时，我和哥哥去徐家桥给大伯伯拜年。最后一次拜年是在2006年，那天我和哥哥一家一起去的钮家村。进村时我们把车停在村前，吩咐侄儿在车上等着我们，我们就怕大伯伯多破费。那天大伯伯精神还很矍铄，热情的招待了我们。后来我的表嫂从城里买东西回来时经过村前，见我们车里还坐着一人，就告诉了大伯伯。大伯伯立马责怪我们不懂事，我蒋家的“大头孙子”来了怎么能不进门呐？大伯伯不光自己掏了不菲的压岁钱给我侄儿，还叫在场的表嫂表姐每人都要掏一份。
大伯伯就是这样的一个气量宏大、人品高尚的实在人，她是我蒋家后人学习的榜样，也是当今女儿儿媳们值得效仿的楷模。
蒋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