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生中，遇到过不少贵人：
如果不是表兄蒋复璁帮忙，介绍其进入中央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1944年底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的金庸，只怕要流落街头；
如果不是同机的《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的慷慨解囊，1948年3月初抵香港时身无分文的金庸连乘船坐车去《大公报》的车船费都拿不出来；
如果不是《新晚报》编辑罗孚的软磨硬泡和霸蛮拉稿，也就不会有金庸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的诞生……
但是，在一众贵人中，有一人，算得上是金庸的救命恩人，他就是金庸中学时的校长张印通先生。
1936年，金庸在龙山小学堂毕业，考入嘉兴中学，第一次离开故乡小镇，踏上求学之路。
嘉兴中学原来是嘉兴府学，清末废科举建学校，改为府中学堂，民国后改称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嘉兴中学（现为嘉兴一中）。自1931年起担任校长的张印通曾留学日本，以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办学有方而誉满乡里，深受师生和社会各界的爱戴。
嘉兴中学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可惜烽火乱世往往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八一三”的炮声又响了，上海已是硝烟弥漫，嘉兴、海宁地近前线，都进入了战区。8月中旬后，嘉兴频频遭到日军空袭轰炸，人心惶惶，纷纷逃难。在敌机的不断轰炸侵扰下，多数学校被迫停办解散了，校长张印通把学校迁到嘉兴北部的新塍镇继续上课。
11月5日拂晓，20万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全公亭一带登陆，大肆烧杀，嘉兴危在旦夕，金庸的家乡海宁更首当其冲。有家可归的学生自行回家或由家长接走了，而包括金庸在内，还有数百名家乡已处于危险境地的学生留在学校，无处可去，陷入一片混乱。
一边是来势汹汹的敌人，一边是数百名无家可归的学生，怎么办？就在这强敌压境、千钧一发的时刻，校长张印通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坚定与勇气，毅然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带领学生南迁！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此时的张印通，面对的是前途艰辛莫测和学校经费不足的难题，加上时间迫在眉睫，他甚至都顾不上安置自己的一家老小，就毅然挑起了重担，带领不愿做亡国奴的师生南迁。
在做了一天一夜极度紧张、繁忙的准备工作后，11月11日，张印通带领全校师生匆忙离开新塍，踏上了千里流亡之路。
11月19日，嘉兴沦陷。
对张印通一行数百人来说，这是一段艰苦万分的流亡之路：从新塍出发，经乌镇、练市、余杭、临安到达于潜，最初是坐船，后来水路不通了，只好步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到于潜小驻，本来打算上课，却传来11月24日杭州沦陷的消息，只好起程南行。过分水，到桐庐，半夜里，学生们在睡梦中被叫醒，匆忙集合出发，队伍刚刚走过浮桥，身后火光熊熊，浮桥烧断了。走出二三十里，天色微明，歇下来吃早饭。老师这才告诉他们，昨夜宿营处，日寇逼近时不过一二十里，真是惊险万分，可以说是冥冥中躲过了一劫！
这班学生大多数都不过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十二岁，金庸当年十三岁，还有女同学。每人身上都背着棉被、简单几件换洗衣服等行李。没有交通工具，完全是徒步跋涉，一般每天只能走五六十里，颠沛流离，步履艰难。
张印通校长和师生们同行、同吃、同住，每到宿营地，都是稻草在地上一铺，就地而卧。吃得非常简单，金庸和同学们常常买三个铜板的山芋充饥，吃上一只粽子就是一顿奢侈的美餐了，所以后来在他笔下，湖州、嘉兴的粽子是天底下难得的美味。
在艰苦的流亡途中，老师仍然抓紧时间给学生上课，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学习用品，他们就在树荫、屋檐下，老师凭着一块很小的黑板来上课。
就在这样前无定所、后无接济，经常挨饿受冻的艰难困境下，当张印通闻讯嘉兴县立女子中学师生在流亡途中解散了，他立即设法把这批学生找到，作为嘉兴中学的借读生接纳了她们。
这支流亡队伍走到金华时，当时驻扎嘉兴的国民党淞沪前线总指挥张发奎闻讯，被张印通带领师生艰难南迁的事迹所感动，派高级参谋驱车赶来，送大洋一千元作为学校经费用。张印通让队伍停下，当面接收了这笔赠款。
他们徒步跋涉近两个月，吃山芋，睡泥地，行程千里，历尽艰辛，经永康、缙云，终于在1937年12月下旬到达丽水碧湖镇。没有一个人掉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艰苦的流亡路上，曾有教师力主解散学校，让学生自谋生路，学生人心浮动，不知所措。关键时刻，张印通召集全体师生讲话，他说：“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对学生负责，坚持到底！”话语铿锵，掷地有声！
若干年后，当金庸写郭靖守襄阳时，那一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是否让他想起了当年张印通校长力保全校学生的壮举？！
为了感激张印通校长带领全校逃出沦陷区的劳苦功绩，师生们将一枚张发奎所赠的银元，加工制成纪念章送给他，上面镌刻了“甘苦同尝”四个字，还举行了一个简单却意义深重的仪式。张印通在答谢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最值得我纪念的，一件是学生时代曾获得计仰先先生的一枚奖章，另一件就是今天了。”
如果说，举校南迁，救数百学生于水火之中，为国家保全了一批宝贵的青年栋梁，显示了张印通作为一名教育家的慈悲和担当；那么，“壁报事件”，可说张印通对金庸有救命之恩。
1939年6月，金庸从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毕业，下半年，他进入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校长依然是他所熟悉、敬爱的张印通先生。
1940年，金庸在学校壁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结果引得围观的同学拍手称快。原来，金庸文中描述阿丽丝小姐在联高校园遨游时，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蛇，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
联高学生一眼就看出了“眼镜蛇”影射的是学校的训育主任沈乃昌，他戴一副眼镜，“令人讨厌，不近情理”，到处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让师生视同蛇蝎，难怪金庸以“眼镜蛇”喻之，一时大快人心。
“壁报事件”一出，沈乃昌勃然大怒，要将金庸开除出校。这对金庸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当时他是个举目无亲的穷学生，在校期间完全依靠“战区学生救济金”中的甲种救济为生，学杂费全免，所有外穿的制服、书籍、伙食全部国家供应，每月发几元零花钱，可以买纸张、文具用品。一旦被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
就在这艰难时刻，又是张印通校长挺身而出，从中周旋，终将“开除”改为“退学”。金庸后来一再提起这件事：“我因壁报事件被学校开除，张校长曾极力为我争取较轻的处分，但那位训育主任是国民党分子，全力凌驾于校长之上。后来张校长努力帮我转学，这份大恩大德对我一生影响极大。”
可以说，如果能用心拍一部好电影的话，张印通的光辉事迹绝不亚于《辛德勒的名单》和《血战钢锯岭》。虽然，真正的英雄容易被国民所遗忘，但还是有人选择了铭记！今时今日，张印通先生的铜像仍屹立在嘉兴一中的校园内，下面有金庸的手书：
敬爱的张印通校长
学生金庸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