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智宏

七十二岁的关安良不幸忽然去世，噩耗传来我顿感震惊，霎时间大脑一片空白，处于短路状态。去年冬天,我还多次与他相遇着，交谈着。在谈笑风生的过程中，我感到他虽然经历了一场大病，但恢复良好，依然还是那样精神硬朗，行动干练，怎么说走就走了啊！

      我跟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老领导，有着三十年的交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应聘在通化镇政府办公室搞秘书工作。一九八八年十月，关安良从解店镇长的职位上，调到这里担任镇党委书记，从此，我们便开始了长期的交往。关安良个头不高，精干利落，思维敏捷，作风严谨，工作认真，文才出众，平易近人。在下到基础工作之前，他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当时就是有名的笔杆子。到了乡镇之后，他很快把自己的才能转移到了振兴一方经济之中。他来到通化镇时，正是农村经济改革的热潮阶段。关安良善于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制定工作思路，并果断的落实于实际工作之中。作为办公室的文书，我经常跟随他下到各个村庄进行调研。那时候，乡镇机关还没有车辆，我跟他下乡都是骑着一辆八零摩托。我们多次来到东毋庄,西毋庄,东卫一二、六毋、东西畅村、东西孝原等村。深入到小米加工、童装加工、砖瓦生产、葡萄栽培、木材经销等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指导。每次回来，关安良都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随后就在镇政府召开的村干部会议上，大力鼓动和部署安排工作。在他的带领下，通化镇很快涌现出了四大支柱产业：砖瓦生产、童装加工、木材经销、建筑建材。被县委、县政府称为万荣的“小深圳”。关安良出身教师，一直对文化情有独钟。通化镇是唐初四杰之一王勃的故乡。是辛亥革命元老姚一价的家乡。关安良多次叫上我登门走访这些名人的后裔。记得我们去西毋庄拜访姚一价夫人的时候，一连多次登门才见到了她。姚夫人是外地口音，我们有点听不懂，她说的时候也很费劲。关安良神态谦和，十分耐心的一句又一句的询问着。在拜访王通一个后裔的时候，我们发现她家有一个小板凳，这个板凳的面是刻板文字。原来这就是几百年前的木刻印刷模板。关安良发现后感到十分的心疼，他抚摸着小板凳对这位中年妇女说，这是文物品，也是“三王”文化的见证物之一，一定要保护好。在关安良的建议下，这位王通的后裔，把放在家里阁楼上的几块同样类型的木刻版面，用油布纸裹着好好的保管了起来。关安良还十分注重抓年轻人的学习，经常把我们组织起来学习写作。在他的引导和教育下，我们那批通化镇政府的年轻人，在全县十几个乡镇中，是最有活力的一支队伍。我那时候每年在《中国农民报》《山西日报》《运城报》和《山西农民报》等主流媒体发表稿件都在100多篇以上。连续三年参加了地委宣传部和《运城报》举办的表彰会。这为我后来从事专业新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安良又是一位很念旧情，关爱老部下的好领导。凡是当年跟过他工作过的年轻人，他经常询问有没有啥困难需要帮助。一九九六年，我来到了《万荣人》报社工作。而在三年前，关安良已经担任了县粮食局长。我初来乍到县上，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关安良听说后，就在粮食局办公楼二楼给我收拾出了一间房子，并添置了桌椅床铺，暖壶茶壶等必用品，甚至连床上的垫子也给我买来了。平时，一有闲时间我们就在一块交流思想。在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在粮局居住的几年里，我耳闻目睹了关安良一手抓粮食收购改革，一手抓职工生活的过程，他被大家一致称为德才兼备的好局长。直到他退休之后我才搬出了粮食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跟他住的不远，在街上经常遇到。退休之后，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还像以前一样天天写日记。并且学习书法临摹，我曾帮他在报纸上刊登过几副作品呢！四年前，他还与我相约商定，帮他出一本书，把他几十年来为党工作所写的各种体裁的文章收录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没有来得及实现。在三年前的一段日子里，我没有看到关安良。就在我纳闷的时候，他的二儿子关勇给我发来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陪父亲看病的日子》。这篇文章是关安良出院之后很长时间了，关勇才给了我的。我因此失去了到医院看望他的机会。但是不久之后，我又在街上看到了大病初愈的关安良，他恢复的很好，仍然十分健谈。他还相约当年的镇政府通讯员畅满金，说我们抽时间再回通化走走看看，因为我们对那里都充满了感情。后来却因为都各自忙碌，集中不到一块，一直没有去成。这又是我的一大遗憾啊！

        当我低头站在关安良遗像前鞠躬的时候，心情特别的难受，感到自己已经是眼睛发酸了。他的大儿子关朋拉着我的胳膊哭的浑身颤抖。他说父亲去世前的早上，还在病床上给自己即将要出版的书写前言。谁会料到下午他忽然病情恶化，就这样走了。

      离开关安良灵堂在回县城的路上，我的心情十分低落，一直处于悲哀之中。不过，我答应了关鹏的要求，一定帮他把父亲那本书整理好出版了，以了却自己对这位老领导永远敬佩和感恩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