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有三驾马车，共同奠定了两千余年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仁，中庸，礼。
仁，基于对人性的把握，是对人类道德升华的期许和追求。因为人性不变，所以这一期许和追求永不过时。在当今中国，依然值得提倡。
中庸，基于对自然的把握，是天地大美在人类生活状态中的映照，是人类生活状态对天地大美的借鉴，是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天长地久，因此，中庸也不会落伍，永远值得思考与运用。
唯独“礼”，是基于孔子所处时代的基本“国情”，因而具有时代局限性、历史局限性，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或者说，至少需重新规范其内涵。
孔子所处时代的基本“国情”，一是家天下，二是农业文明。
三皇五帝时代，尽管是禅让，其实也是家天下，读《史记》就知道，大家都是关系或疏或近的一家子，不同于后世者，只是没有形成世袭的严格规矩，还在凭能力和威望上位。自夏起，便实实在在成了家天下，能力大小不重要，血统谱系排第一。其后数千年，便是承继规矩的日益严格，不仅帝王家如此，士族庶民也如此，这便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严严实实的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中国的农业文明为基础，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而农业文明、农耕社会又是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大多数人都是固定在乡土之上的，不像草原民族、海洋民族那样四处流动，因而特别适合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社会管理与组织，因而也就必然诞生严密的宗法制度并以此维系国家治理。国是大家，家是小国，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就这样形成了。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即是宗法制度遭遇破坏、礼制不被严格遵守的时期，这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大动荡。孔子是非常认可宗法制度、认可礼制的，是怀念并希望周制得到完全恢复并永世长存的，所以他的思想，并非顺应历史发展以追求新的秩序观，而是希望巩固宗法制度和礼制秩序的。这便是他强调“礼”的出发点，也是他在世时不被重用的重要原因。
历经战国，中国统一于秦。秦实行的是法家思想，制度上不再论血统，进一步摧毁了宗法与礼制，但夏商周以来形成的礼制思想和民间治理方式并不会轻易改变，儒家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
汉初用道家思想治国，行无为之治，国家渐渐从战火硝烟中喘息过来，伴之而起的是农业文明的恢复、人口的增长、家族的兴盛。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及对秦制的反思，促使有汉一代将目光再次聚焦于儒家思想，当然，这更是历史条件的呼唤和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期成为治国思想的最终选择。
其后两千年，儒家思想的地位随着历代王朝的运用而愈加巩固，孔子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从诸子百家中鹤立而起，成为至圣先师。
然而，近现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降，中国的基本国情渐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一改变至今仍在进行中，那就是：家天下走向了共和国，农业文明正在向工业文明转型。此时，宗法制度、礼制文化渐渐失去了条件和基础，因而不可避免地将退出历史舞台。孔子的三驾马车有一辆已经难堪重用了。
举个栗子，马上明白：过去，农村多繁盛啊，现在农村好萧条；以往的农村大家族，能凝聚起一大家子人，能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甚至能执行家法，现在还能吗？年轻人离开了农村，散布到了各地，家族的纽带弱了，个体的独立性强了，受的教育也不是封建教育了，你再跟大家讲宗法、讲礼制，既不能入脑入心，也没有现实必要性。
咋办呢？我成天在文章里讲平等、喷礼法，好多人认为我反对秩序，其实不然，秩序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我不反对的，我反对的是森严的等级、思想的禁锢。所以，孔子思想三驾马车之“礼”，作为秩序观仍然有倡导的必要，但应在内涵上守正出新。
具体而言：一是要在思想上倡导人人生而平等，社会地位平等，而不是尊卑之序、贵贱之分；二是要理念上作社会分工与社会地位的区别对待，社会分工不同，但社会地位平等，这是新的秩序观；三是要在礼制上减少各种繁文缛节，减少人和人之间在待遇上的等级细分；四是在倡导家国情怀时，应强调其基础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使之高于、重于血缘和感情基础。
这个问题讲完后，意犹未尽。
孔子的三驾马车：仁，中庸，礼，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和交融的，动其一必动其二。
主要是谈一下“忠”“孝”二字，这绝对是儒家文化的硬核。忠孝二字，是沟通仁、中庸、礼三驾马车的纽带。仁，作为抽象的道德追求，具体到宗法社会里，具体到礼的层面时，就表现为忠孝。不忠不孝，就失去了仁的基础，也失去了仁的可能。忠孝，也是中庸之道在为人处世原则上的重要体现。
那么，如果说，古“礼”在现代社会已失去了基础，需要革新，那么，“忠孝”怎么办？
简言之，忠，封建社会太强调忠君了，应当归回本意：忠于事。一件事，要做就做好，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尽心尽力。这实际上也是另一个字“诚”的要义。所以，现代社会，应当倡导“忠诚”。
孝，不做太多阐释了，我以为，现代社会，应取其现代意：感恩。感恩父母，感恩世界，感恩生命，并荣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