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也有在廉政工作上极其成功的时期，比较有名的就是雍正时期和晚清由英国人赫德掌舵的大清海关。

雍正刚继位时大清王朝已经乱象重重，再不治理整顿，早晚要出问题，这都是因为康熙晚年的宽纵所致。康熙虽为一代圣主，但一生好名，保持善待大臣的好形象。所以其实在康熙一朝贪腐也是比较常见的，而康熙因为宽纵，反腐的手段也仅仅采用突击式严查的形式，也常常雷声大雨点小地过去了。再因为康熙常年用兵，所以到雍正时财政亏空非常严重。各地本来应该上交到中央的银两大部分都被官员挪用了。除了亏空，贪腐也很盛行，买官卖官司空见惯。最后火耗加派也迅速发展，民间每年上交的钱粮从一两涨到三两、四两、六两至十两，加了十倍，百姓苦不堪言。可以说雍正从康熙手里接过的可真不是一个康乾盛世的王朝。

雍正是个干实事的人，而且也很有章法，心理素质也非常好，不怕后人骂名，只求解决问题。经过一番思量，雍正决定先从弥补亏空开始。要想弥补亏空就只有一个办法，弥补地方财政经费不足，那就只有突破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把火耗由私下征收，变成公开征收，并用于弥补地方财政收入和官员生活支出的不足。于是雍正采纳山西巡抚诺岷的意见，省里的火耗征收统一由州县上收到省里，这部分钱一部分用来弥补亏空，一部分用于养廉。该法率先在山西河南破冰，效果也不错，最后适用于全国。由此，全国的地方亏空局面三年就得到了明显的改观，户部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几百万量，在雍正年间积累到了六千余万两。官员有了养廉银，雍正敢于禁止陋规，厚给养廉，就是要让官员从容不窘，他明令一切节礼，发现后即下手无情。这次改革使大清朝半个世纪贪污明显减少。

对比雍正和康熙、乾隆、还有道光等人在吏治和反腐上的做法，可以看出在反腐这件事上怎样才能成事，人的差异对成败影响非常之大。

一、重实不重名

康熙是一代圣主，这和他的谥号圣祖是谐音，也是巧了。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一生戎马，征战无数。同时建章立制，勤于政事又聪慧过人，是古代不可多得的明君。不过康熙对待腐败这方面确实赶不上他的四儿子。康熙为人仁厚，而且非常好名，也许之所以仁厚就是因为好名，他不喜欢让后世给他一个嗜杀暴戾的印象。对待百姓康熙也是一样的宽厚，祭出了永不加赋的口号，确实很有号召力。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害了康熙一朝的吏治，也苦了此一朝百姓。永不加赋，可是赋税太少，康熙四处征战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自然要从别的地方省出来，这就苦了地方官员了，俸禄和经费都被砍了，上收中央。于是官员只能私征火耗以弥补政府亏空和自身的生活亏空。这样一来就使官员越来越放肆，不断加码火耗。最后闹到康熙末期，买官卖官的大有人在，大贪官也很多。

而雍正就非常不好名，他是出了名的精明严刻，完全不回避自己的苛刻之名，反而以此为荣，他公开表示，既然精明，那所惩之人必当其罪，又怎么会被称为严刻呢？他还说众口之褒贬，后世之是非，朕不问也。这霸道逻辑，果然是汉子。所以雍正对待起官员尤其是贪官也是从不姑息。而且也不被任何名义上的东西牵绊，按理来说，他父亲贯彻了几十年的永不加赋，他应该认真贯彻落实才是，而且在百姓之中名声如此好。但当他发现吏治因此而败落，百姓因此反而受苦后，毅然决定打破永不加赋的古训，决定官方规定加征火耗，以补充税收，给官员发养廉银。

二、不迷信自己的能力

雍正的儿子乾隆也是古代另一个声名远播的皇帝。乾隆也确实才干非凡，雄心、自信心在清代帝王乃至中国古代中都屈指可数。他对自己的能力极端自信，对每件事的考虑，都是从大清朝要永世延续这一大局出发。在这一点上乾隆一定程度上和康熙很像，也是静态思维的人，认为世界永恒不变，历史永远循环。所以乾隆将养廉银制度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固定化处理，对各级官员的养廉银都重新审定，公布了明确的数字，并且规定永为定制，不允许做出调整。

而在雍正朝时，养廉银是一个动态的可以随着需要不断调整的数字，其原则是根据官职的大小，府州县的公务复杂程度定数而后上报，最后由中央定夺，保证了养廉银数字可以适应各种变化。

而乾隆固定了养廉银以后，直到嘉庆，中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通货膨胀的过程，物价上涨十分明显。而固定后的养廉银又没办法满足官员的生活需求了，官员只能又开始加征各种附加费。与养廉银相同，火耗征收幅度在雍正时也是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动的，但也被乾隆固定了下来，十分僵化，最后也是同样的原因，使耗外加耗的情况又遍布全国。雍正时的改革就此终结。

三、敢于坚持正确想法，手腕强硬

道光是雍正的从孙，在他刚登基不久时，资深重臣向他建议要整治吏治，首先从陋规抓起。于是道光连下了四道谕旨，宣布要整顿陋规，道光对陋规的实质还是相当了解的，想把陋规公开化、制度化，思路基本与雍正一致。可谕旨一发，官员就一下子炸了锅了，纷纷表示反对，不断上奏。而道光一下子被下倒了，看这么多官员异口同声说不行，他本来也是没什么主意的人，那肯定是不行了，反而觉得自己差点捅了大娄子。于是立刻收回成命，下令立即停止查办陋规。大清王朝最后一次清查陋规的努力就这么简单地流产了。

雍正在推行火耗归公时，也遇到大部分中央官员明确反对，不过当时山西、河南已在雍正支持下试验了，效果显著。雍正在改革受到阻力后，明确地认为是这些中央官员固守教条，尤其是固守康熙永不加赋的教条。于是雍正决定乾纲独断，发了上谕表明了自己改革的决心，批评了朝中大臣建议不合实际，于是火耗归公在朝臣的怀疑中推行全国。不久之后，效果很好，朝臣也就消除了怀疑，于是上下一心共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