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序言之感：钱穆先生为何著此一说？读罢他的序言，余深感一个凡人在民族历史危亡时刻所体现出来的负责任民族情感。此一说是钱穆先生应应萧政之教育长之邀约，给中国军人所作有系统的文化演讲之集稿。因军人本是捍卫国家之中坚力量，保护国家，捍卫文化，唯军人担当之莫大责任。钱穆先生在序言中叙道：“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末，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从钱穆先生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一位普通人民历史讲师之民族教育职责所在。国家动荡时期，他满怀着一腔热枕，尽其教书匠之责，善盡所能之绵薄贡献。这样的民族文化精神正是我们成长所需的珍贵精神粮食。
读第一章，钱穆先生就首要提到讲中国文化精神，须先讲“它是什么？这个知识问题”；再到“它存在的合理性，值不值得我们去弘扬？这一评判问题”。先生在讲稿中提到中国民族文化定是有一传统的文化，传统亦是有生命性的，此种生命则定是大生命。大小生命，各是由内向外，有其独特的个性。文化是一大群体的集体化的生活，而我们个人则是一种“私生活”，随着长时间的推移变化，这种“公生活”不断形成一种集体认同的文化。“有人讲中国社会文化是太监、女人裹小脚、娶姨太太、鸦片烟、麻雀牌等，认为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确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都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便是中国人生中一貌相”。“中国的这些过往的历史文化迹象是中国社会乃至学术界所公认的，大师狂妄地污蔑中国文化，无寧在此几十年来中国人的共同心里上，欢迎胜过了厌弃，此是当前一大问题”。从钱穆先生对文化的评判中可见，国民对文化的盲从性历来已久，这是多数人共同的心里特征，值得我们注意。在讨论“中国文化精神”过程中，先生从个体传统为基本出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身的内在传统精神，例如我们有着自己以往的记忆、个人饮食习惯等等，而小生命则是我们由外而内所习得的。中国人亦有自己的“性”，此处的“性”是指個性，人有個性，家庭、社会与民族、国家亦各有個性。究中国文化之博深，大到国家小到家庭，无不体现出个性的特征样貌，同时这也是我们个人乃至民族延续发展的致胜法宝。
新旧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内在的联系，我们在探其变迁之时断不可将其割裂开来谈；就如我们一日三餐饮食之常，一颗树有生根、发芽、长干、抽枝、報葉、开花、结果，这一连串的生命过程，也是其传统的持续，如果某一方面缺失，便会不完整，就是不完整的生命过程，文化同理。
在叙述中国文化的表现上，先生将其分为两大型，一曰外倾型，偏重在物质方面，二曰内倾型，偏重在精神方面。将中西方文化的具体表现进行比较过后，得出中国文化侧重体现于精神方面，西方文化侧重体现于物质方面。如埃及的木乃伊、金字塔，法国一战期间修筑的马其诺防线，罗马斗兽场等都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其文化虽有破坏，但是其遗骸保留了下来，可供人们想象，但却不能发生实际效用。反观中国文化，姓氏的传承历经几千年之久，家庭观念的延续和统治中央机构的文化传统依然如故。从此便可知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正价值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