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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制度史》
吾国币制大略可分五期，自殷以前，盖珠玉金银龟贝粟帛等杂用，此为第一期。周代渐开金铜并用之端，至秦汉而大定，此为第二期。南北朝以降，黄金渐少，乃代之以帛，此为第三期。及宋而纸币兴，金人效之，元明沿焉，至宣宗宣德三年而废，此为第四期。纸币既已极弊，铜钱又不足，用银乃乘之而起，肇于金之末造，盛于明，废纸币以后，以迄于今，此为第五期。今略述其事。
殷以前事，书史无征，然知其为珠玉、金银、龟贝、粟帛等杂用者，以凡事不能突然而起，周以后事，必前有所承。
泉币之用，自以金属为便，故自周以后，他物逐渐淘汰，而金铜专行。《汉志》曰：“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此实上承周之圜法者也。汉虽改秦钱法，又易黄金计重之法为一斤，然其并用金铜，固无以异。
然金在当时，特以供王公贵人之用，不则富商大贾或资焉，与平民实绝无关系。当时切于民用者，唯钱而已，今试一论其沿革得失。
自然之势不可逆也，逆之者必还从之，而后可几于治，汉武之专令三官铸五铢是也。《汉志》曰：“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贱，民弗实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此时所行，可谓与生计原理相合，故币制自此遂定，然亦以汉世币重，铜之流布民间者少，故能致此也。
币所以定物价，可一而不可二，而莽错乱之至于如此，其不能行审矣。于是百姓愤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
五铢在铜钱中最为民所宝用，汉末董卓坏之，而币制乃大乱，迄于六朝，莫能复理矣。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广全用金银。武帝乃铸“五铢”、“公式女钱”二品并行（重皆四铢三参二黍）。民间或私以古钱交易，频下诏非新铸二种钱不许用，而私用转甚。普通中，尽罢铜钱，更铸铁钱。铁易得，并私铸。
武后长安中，令悬样于市，百姓依样用钱。俄而拣择艰难，交易留滞，乃令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自是盗铸蜂起，江、淮尤甚，更莫能捕。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郴、衡钱才有轮廓，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镕锡模钱，须臾千百。玄宗开元初，宰相宋璟请禁恶钱，行二铢四参钱，毁旧钱不可用者。
历代善币，五铢而外，首数开元，然开元之能专行及久行，远不逮五铢，则以其时铜已流布，私铸不易禁也。五代纷纷不足道，北宋币制亦迄不能善，其弊有三：一铸钱太多，流入外国；一多铸大钱；一行用铁钱，皆足以紊乱币制也。
宋代行使铁钱之地，尚有四川（元丰间，毕仲衍进《中书备对》，以陕西、河东为兼行铜铁钱之地，成都、梓州、利州、夔州为专行铁钱之地）。初，江南西蜀平，皆听用铁钱，铜钱许入界。太平兴国二年，弛铜钱渡江之禁，广鼓铸以给之，铁钱遂不用，唯蜀中铁钱仍不准出界。由是铁钱日贱，商贾争以铁钱入界，与民为市。官亦言民乐输铜钱，增赋税所收铜钱分数，以俸给所得铜钱，厚直［值］与民市。沈伦又增铸铁钱，易民铜钱上供，四川遂成铁钱世界。
侯景围城，羊侃率兵御之，诏送金五千两、银一万两赐战士，则金银以两计起于梁时。
金初既患钱少，亦患铜少。初括民铜器以铸，于是铜禁极严。铜器初皆官造，其后官不胜烦，民不胜弊，乃听民造，而官为立价。以售铜不许越界，与外国贸易，亦不许用钱。以宋用铜钱，淮南乃用铁钱，以防流出。
至正十年，丞相脱脱议更钞法，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定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十一年，置宝钱提举司，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行。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值海内大乱，军储赏犒，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交料散满人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焉
外银输入，亦由来甚早。清慕天颜尝谓“银所由生，一为矿产，一则番舶。顺治六、七年，海禁未设，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绝迹不见”。足征明、清间已有之矣。
时为光绪十三年，张之洞督粤所为也。二十二年，湖北继之。二十四年，山东继之，江苏、安徽、浙江、直隶、奉天等省亦次第铸造。二十七年，谕“近年各省所铸银圆，以广东、湖北两省成色较准，沿江沿海均已通行，应即就该两省所筹银款，源源铸造，即应解京饷。亦准酌量拨作成本。仍以每圆重七钱三分为准，并兼铸小银圆，以便民用”。自是银圆、银角铸出日多，然主辅之制不定，民各以市价用之，又增一纠纷矣。
始铸袁世凯肖像之银币，津、宁、鄂、粤等厂继之。五年，津厂又铸半元、二角、一角银辅币，仅行于北方诸省。七年，议改金本位，颁金券条例。先是定交通银行则例，许发兑换券，后又明令中国、交通并为中央银行，而以政府借款过多，两行所发兑换券，尝两次停兑。其余银行发行纸币者亦多，虽有取缔条例（定于三年十月），不能尽行也。开国时曾铸开国纪念铜币及国旗铜币，四川亦别铸大汉铜币。六年，津厂铸一分及五厘两种铜币，中有圆孔，面绘嘉禾，亦不行于南方云。
‘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捭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犹然。’《疏》：‘以水洮释黍米，加于烧石之上以燔之，或捭析豚肉，加于烧石之上而孰［熟］之。’），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
夫当部落共产之世，其尚不能造酒，而唯饮水也审矣。斯时之聚合，盖或就水边，或则凿地取水，至后世犹袭其风群饮者，必在水边。其初凿地取水，后虽易以酒，亦或凿地盛之，故几酒与掌水禁同官。而纣亦作大池，以示其侈也。
神农时，农事初兴，农产未盛，未必能以之为酒。谓酒起黄帝以后，近于实也。
知酒味之日趋于厚，则知古人初饮酒时，其酒实去水无几。酒之厚者，或和水而饮之，未可知也。
《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觥亦五升。
夫以酒养人，厚薄必适如其量，不然是困之已。人之饮酒，多寡不同，而相饷之爵，大小若一，明亦必和水饮之，而后其礼可行也。
野蛮之人多好肉食，然后卒改食植物者，实由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之故。观前文所述，由茹毛进为疏食之事可知矣。
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盖位为大夫，乃得食肉也），庶人所食鱼鳖而已（《诗》：“牧人乃梦，众维鱼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笺》曰：“鱼者，庶人之所以养也。
食物随时代而变，如古言百谷，或言九谷，或言五谷。今则主于麦及稻米。古人兼食牛羊犬豕之肉，今则主于食豕。此盖因农业之进步，及畜牧情形之不同。
后世食物有为古所无而极重要者，一为蔗糖，一为茶，一为烟。《唐书 • 西域传》：摩揭陀，“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则其法实始唐初。
如寇宗奭《本草衍义》云：“一罂凡数千万粒，大小如葶苈子，其色白，服石人甚宜饮”是已。洎乎南宋，又以壳入药。宋末杨士瀛《直指方》云：“粟壳治痢，人皆薄之固矣。然下痢日久，腹中无积病，当止涩者岂容不涩，不有此剂，何以对除乎？”是已。元李杲云：“粟壳收敛固气，能入肾，故骨病尤宜。”则元人尚未知煎粟壳为鸦片之法也。明时医书乃有用罂粟壳作膏者，盖鸦片之制所自始，然亦仅作药用。明王玺《医林集要》云：“阿芙蓉是天方国种。”又云：“罂粟花花卸结壳，复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出，磁器内阴干，每用小豆一粒，空心温水化下。”是制鸦片之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