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优先战略,是我国的基本民生政策,不仅通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的劳动者提供了平等的就业发展平台,是我们构建超越文化差异,民族团结的大磁场。
就业优先战略的民生导向,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该战略一方面以经济发展为基础,通过现有城镇年均新增1300万就业岗位,推动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提升至48%等措施,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类群体提供稳定收入来源,夯实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例如通过实施专项就业资金倾斜政策,对吸纳少数民族就业的企业和载体,给予一次性奖补,许多扶贫车间,少数民族旅行社,专业合作社等主体,已按政策解决好周边少数民族青壮年就业问题。部分地区每吸纳1名脱贫人口就业,即可获3000元补助,便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特色化,构建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在岗位配置中充分考虑文化特点,宗教习俗等因素,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就业服务,努力实现人岗匹配。面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为强思想、强精神、强科技录用就业形态的开拓者。对于普通岗位,重点帮扶脱贫人口务工,目前规模已超3000万人,消除地域和身份差异,增强了社会的公平性,提升了少数民族青年就业的适应性和满意度。
在金融支持方面,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小微企业稳岗扩岗专项贷款额度,个人创业者最高申请可达500万元,企业法人最高可得3000万元抵押担保贷款。也同样用过税收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企业,实施减税降费,留底退税等政策,并优先安排“农转非”计划。在内蒙和新疆调研中,这些政策显示出良好的实施效果,有效促进就业计划的落实。笔者曾在内蒙古某私营企业进行为期40多天的实地调研,企业负责人今年仍主动联系邀请参与管理工作,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政策落地后企业用工环境的积极变化,这也是我调研途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就业优先战略间接促进民族团结,社会融合的机制构建。一方面是技能培训破除璧垒,我国2亿技能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超6000万,通过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如8000万人次培训,帮助劳动者跨越文化差异,实现职业发展。我在昆山,常熟以及嵊州调研中,来自贵州少数民族的申茂堂,申修成,中修林三对夫妻,就是通过钢筋工技能培训,实现灵活就业,提升家庭收入。另一方面是产业协同,创造共融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振兴战略联动,既保留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又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跨区域劳动力流动,形成经济共生关系。例如桐乡湾里村的“举昌小镇”,以传承盛氏家风家训,、展示江南茧画良渚文化和豆腐工艺为主题,打造文旅融合项目。该小镇的开发带动了道桥建设等相关用工需求,为来自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少数民族劳动者提供了灵活就业机会。这一案例也说明,就业服务必须与岗位开发同步推进。当“举昌小镇”创造新岗位时,就业服务应及时将招聘信息传递至具备相应技能的群体,实现人岗高效匹配,促进就业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科学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是重点帮扶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低收入群体。
我们还通过产业联动,破解季节性“用工荒”难题,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如生态农牧业,旅游业,扩大就业容量。在一些企业试点灵活用工,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秋收要休假回乡农忙,我们就提前备好牧区,养殖区的民工来替岗,正好是他们养鱼养虾换季清塘时,取得就业与发展共融互补的良好局面。
就业优先战略政策设计,具有包容性的特征,2024年《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明确要求：消除就业歧视,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提供平等竞争的环境。这种制度性安排,客观上构建了超越文化差异的“磁场效应”。2025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总结运用历史经验,立足我国宗教工作实际,强化系统观念,加强体制规范建设,加强综合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土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
就业优先战略,有助于激发青年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热情,通过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经济机会的公平分配。该战略不仅为多元文化共存提供稳定基础,也为少数民族青年和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本质上,这是一项关键性的民生工程,只有与民族政策,依法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才能奏响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团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和谐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