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言“国学”者，莫不奉《弟子规》为圭臬、而令儿童诵习之。殊不知，以孔孟之道观之，《弟子规》理有未当，非孔孟之教也。

《弟子规 总序》云：“圣人训 首孝弟 次谨信 泛爱众 而亲仁 有余力 则学文”。《弟子规》开宗明义，以孝悌为根本。要求为学弟子以入孝出悌为做人之第一要务。然而有心之人必将会问：吾人为什么当“入孝出悌”？如果吾人不在内心之中先解决为什么要“入孝出悌”的问题，而将“入孝出悌”视为一种外来的道德要求的话，吾人一旦进入生活的世界，势将遭遇“孝悌”之道德要求与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相矛盾的困境中，从而陷于心理冲突之境。

比如，一个人生活在现代社会，成人后不免会外出工作离开父母、置父母于孤立无援之境，且不免有伤孝道。如果吾人从小认“入孝出悌”为应当，则吾人当牺牲自我之生存发展而成全孝道、还是牺牲孝道而实现自我之生存发展？此实在是一个难以解决之伦理悖论。再则，一个人生活在急速变迁之现代社会，必将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与父母家人亲朋好友产生难以调和的差距，如果吾人从小认“入孝出悌”为应当，而又实在不能避免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与父母家人产生差距甚而至于冲突的话，则吾人当本“入孝出悌”之道德要求而委曲求全，还是听从自己所认同之价值而坚持己见？

清朝人所编之《弟子规》似乎并不负责回答此类现代社会之现实问题，而今天焦虑于子女教育问题之父母也回避了对此类问题的审视与诘问、而急功近利地将《弟子规》“祭”为让子女“听话”之“法宝”。试想：今日持功利主义态度之父母倘若果真对子女“洗脑”成功，让子女因诵习《弟子规》而“听话”起来，则实在是为子女的未来埋下了一枚心理的“地雷”。

例如，当子女在未来的生活中发现被从小灌输之“入孝出悌”之行为准则实不利于自己在外部世界的生存，则会出现三种可能之状况：1全盘否定其自幼形成且内化之价值观而适应外部环境、沦为毫无操守之机会主义者。2固守其自幼形成且内化之价值、不适应外部环境因而痛苦不堪。3做一人格分裂之两面派、满口“入孝出悌”而暗中操持恰恰相反。显然，由《弟子规》所调教出来的这三种人生结果与每一个父母教育子女之初衷都是大相径庭的。

然则，清朝人所编之《弟子规》谬乎？若谬，其谬何在？余以为，《弟子规》谬矣。谬在将“入孝出悌”变为一种外在的道德要求，且回避了为什么要“入孝出悌”之本体论追问。此实在非孔孟之教的真谛。

然则孔孟之教的真谛何在？孔孟之教的真谛在于将外在之道德要求体认为吾心本具之实相的外显，而人生在世之意义、不过是实现吾心本具之“至善”的实相而已。

将伦理层面之外在的道德要求引入到吾心本具之“至善”的实相之本体论高度，乃《孟子 告子章》之核心思想。吾人为什么一定应当“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是统治者从外部世界加在吾人身上以维护其统治秩序的“诡计”吗？吾人可不可以主张一种不仁不义非礼反智无信的价值观？在孟子看来，此类问题其实极其简单明白无可争辩，认“心”而已。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见《告子》章）

那么，孟子将外在的道德要求引入到吾心本具之“至善”的实相之本体论高度、其意义究竟何在？

倘若吾心本具之“至善”的实相是真实的，而“仁义礼智信”之道德要求不过是此“心”之外显的话，现代人必将遭遇到的伦理困境以及其导致的心理冲突就可以得到一个哲学层面上的解决了———是的，人可能会因“入孝出悌”造遭遇到求发展之困境，可生命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是用来实现吾心本具之实相呢？还是用来求取社会流行之观念所定义的“成功”？是的，人可能会因为和家人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产生极大的差异而做不到一团和气的“入孝出悌”。可如果吾心有一个本具之“至善”的实相，则吾人是顺从父母或自我之浮见、还是去体认且顺从那本具之“至善”的实相？

《弟子规》谬矣，非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要人去做“大人”。孟子曰：“从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小者为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见《告子》章）何为“大”？吾心本具之至善之实相也。何为“小”，伦理世界之规则、表象也。《弟子规》之谬，就在于用有限之伦理世界的规则、表象去置换和替代了对吾心本具之至善之实相之体认，从而将吾心本具之“孝悌”变成了外部世界所要求的“孝悌”。当“孝悌”在吾人的意识中沦为了一种外在的要求且服务于功利之目的的话，一旦当这个外在的“孝悌”不再有利于吾人的生存，则吾人内心本具的“孝悌”也就被“谋杀”了。

职是之故，依据真正的孔孟之道，《弟子规 总序》当作如是之修改：“圣人训，首求心，发孝悌，归体仁。当自爱，及众人。学行兼，在存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