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的科技教育要从中小学生抓起。中小学教育是一个人塑造自我、发展自我的文化起点，而在竞争激烈的应试教育场域中，它往往被理解为语文、数学、英语、历史、政治等基础课程。这些必修课程所设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中小学生适应社会的基本文化素质，具有日常实用性质，而要培养新一代的创新型人才，完成“科技大国”“文明大国”的建设目标，还得在科学课、艺术课等具有超越性的课程上做文章。

中小学的科学教育由来已久，不断革新，中国目前已经形成较完备的科学教育体系。2018年12月，教育部、中宣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促使广大中小学生适应视觉文化、影视传播的时代趋势，强化人文与技术的基础教育。这不禁暗合了笔者近年思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新思路，即将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相结合，将科学课部分地转化为科幻影视课。这对于中小学生科学兴趣的引导、科学精神的激发、科技伦理的思考、科技审美的提升，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历史概况

在没有学校之前以及在学校之外，未成年人的生活教育、生产教育、技术教育大多与科学知识、专业技术有关，其教导者大多是家族长辈或专业人员，而这种科技教育具有零散性、经验性。

夏商周三代，官学兴起，对贵族子弟授以各种专门技术，统称“六艺”，属于技能性、综合性的教育路线。西周时，学校分大学（名称不一，如太学等）、小学（后称“蒙学”，如私塾等）。有人认为，“仅以对后世学校教育的影响而论，六艺的教学内容是最值得注意，并应认真加以研究的。”[1]春秋战国，私学兴起，正规教育趋于专业化、区间化。儒家继承并发扬“六艺”中的礼、乐，注重道德教育、礼仪教育，对于《诗经》《尔雅》中“鸟兽虫鱼之名”的学习，不过是辅助要求。墨家几乎继承并发扬了“六艺”的全部内容，而且注重科技教育，文武兼备。有人指出，“在儒、墨、道、法的比肩挑斗中，墨家更为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和逻辑思维训练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2]。这涉及当时对综合教育和专门教育的争论，道家甚至主张“去学校化”。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学、私学都注重少儿的道德伦理教育，而《博学篇》《名物蒙求》《幼学琼林》等启蒙教材所涵括的科学教育，只是教学的点缀。隋唐实行科举制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以“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大兴理学书院，实行“八股取士”，从思想与形式上双管齐下，奴化知识精英群体的思维与思想。明清时期，科学家李时珍、宋应星、徐光启、徐霞客及实业家盛宣怀等，以博物或科幻著称的文学家吴承恩、李渔、曹雪芹、李汝珍等，都彻底或部分远离了这一教育制度。这种重人伦、轻科学、“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导致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真正意义的科幻文学，严重阻碍了明清以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基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历史贡献，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其答案是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的危害。

晚清实行“同光新政”，兴办洋务实业，“师夷长技以制夷”，又兴办新式学堂，倡导西学，大力发展军事教育、技术教育，课程设置综合化、现代化，涉及众多现代科学技术。仿照西方，增设中学教育，开创大学、中学、小学三级办学的风气。1903年，官办小学开设格致课，课本叫《格致》，意即“格物致知”，是中国最早的科学课。1905年，科举制废除。与科技革命、社会革命的时代思潮相呼应，文学界提出“文学革命”，而科幻小说作为其中体裁之一，是文化先驱者倡导“科技救国”的一项重要内容。1903年，学习过军事学、矿物学、医学的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他认为“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即通过“科学小说”的方式向国民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国民思想文化素质，“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3]。随后，他担任浙江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注重课外采集与实验，并系统写作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科技论文。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实行公民课、技术课、体育课、艺术课“四育并举”的方针；1912年，全国高小设置博物课，随后改为自然常识课，归为理科；将中学教育分为初中、高中两级，实行选课制；兴办北洋大学、清华学校等理工科大学，培养理工科高级人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发起了教育独立运动，并主张增设“世界观教育”，即哲学课，将国民教育的“四育并举”变成“五育并举”。与之相应，全国各地科学教育、民主教育等思潮涌动。陈独秀主张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对旧文化教育进行清算，而且教育应以培养自主、自由的人格为重心。1922年，初小设置《社会》（含公民、历史、地理等）、《自然》两科，高小设置公民、历史、自然、地理等五科，后合并为社会、自然、常识三科。1927年以后，教育部规定大学分文、理、农、工、医等学院，废止高中文理分组，同时实行初小义务教育。此间，中国现代科幻文学勃兴，科幻电影起步。1932年，老舍创作长篇科幻小说《猫城记》，引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关注，1968年差点因此获得该奖。

1949年以后，教育部合并官学、私学，实行“大一统”教学模式，全国范围内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致使课程结构单一，但开设《自然常识》的课程。台湾的小学课程几经变革，但常设《社会》《生活》《自然与生活科技》课程，沿袭旧制。1956年，大陆制定《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加强科技现代化建设；初小自然课并入语文课的教学，高小开设自然课，统一使用人教版《高级小学课本•自然》（1—4册）。随后，进行三次课程改革，各地自编《科学常识》，但教学被“文革”打断，陷入瘫痪。其间，科幻文学、科幻电影再次兴起。但是，科幻文艺不同于科学技术，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被极左政治文化语境约束了繁荣发展的手脚。而且受“无神论”“唯物主义”思想的束缚，科幻文学被有些人视为“伪科学”“反马列”。

1977年，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以科教战线为突破口，进行拨乱反正。随后，中小学教学内容进行现代化改革，全国高小都开设《自然常识》课。1981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指出“根据四化需要，必须加强小学自然科学常识教育，培养少年儿童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志趣”，并将《自然常识》恢复为《自然》。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1991年，初中的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课程合并为科学课，成为地区性的教学实验项目。1992年，教育部颁发新的《九年义务教育自然教学大纲》，规定从初小开设自然课，同时供应自然课教师的教学用书、实验器材、挂图、幻灯片等，形成较为科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体系。

1993年，全国教育进行重大改革，各地开始自编小学自然教材，教材内容、教学方式更加丰富多样。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教育部随后出台并多次修订《初中科学课程标准》[4]和示范教材，成为新时代全国中小学普及科学教育的一个标杆。但是全国各地犹豫不决，局面混乱，大多数省市陆续将科学课还原为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分别制定课程标准，以便与高中的各项课程对接。至今，初中科学课只有浙江、上海、武汉、深圳等省市维持下来。2001年，全国小学《自然》课改为《科学》课，并开设科学课改革实验区，科学课成为高小的辅助课程。同时，教育部出台并多次修订《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但教材不予统一、示范，各地灵活自编，各具特色。2016年，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大力开展全民科普教育以及科幻等形式的科普创作。

与之相应，新时期以来中国科幻文艺蓬勃发展。2015年、2016年，刘慈欣《三体》、郝景芳《北京折叠》先后获得世界科幻协会的“雨果奖”，显示了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世界性水平。2019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创造了大陆电影票房第二名的奇迹，令世界瞩目。中国科协预备于两年内设立“中国国际科幻节”。这些为科幻文艺的繁荣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文化环境。

科学教育、艺术教育作为中小学教育乃至全民素质教育中极具前瞻性的话题，反映了新时代教育观念的变革。在培育科技人才、推进科技兴国的国家发展规划背景下，科学课的设计与教学无疑成为当前中小学教育的一个重点与难点，涉及师资培训、有效教学、教学方式、资源开发、岗位编制、学生压力等问题。其实，科学课（无论是综合还是分解）的教学方式应是一个教学实验项目，教科书的知识讲解只是基本功，而将科学课适量地转化为科幻影视课，通过让学生课内课外观看科幻影视剧并组织讲解、讨论，则是顺应文化潮流与科学发展的新型教学方式，在激发学习兴趣、培育审美意识之余，能够帮助中小学生建立起科学关怀意识、科学实验精神，萌生出自己未来的“科学梦”“技术梦”。

科幻影视剧是科学理论、科学故事的影像表达方式，具有“童话”“神话”的思维特征，天生地跟少年儿童的心智有着不解之缘[5]，因其具有前沿科学与未来学场景预设的性质，能够极大地促进中小学生对先进科学的畅想和对未来社会的思考。科幻影视课的教学方式，可以成为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相结合的情景教学模式，其作品资源既可以是中国的经典，也可以是欧美的经典。《初中科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师应结合教学，从广播、电影、电视、报纸、公共网站等大众媒体中选取一些与初中科学教学内容结合紧密并能反映现代科技发展最新动态、适合学生阅读和观看的资料”[6]，供学生学习和思考，同时建立省、市、县、校四级“科学课程教学资源库”和“资源共享平台”。

笔者要强调的是，科幻影视剧不是科学课的教学资源、应用工具，而是科学教育的生动教材、辅助教材，可以与图文版科学教科书形成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教学效果。它在中小学生科学兴趣的导引、科学精神的激发、科技伦理的思考、科技审美的培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全部符合《初中科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对科学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评价”[7]，甚至有所补充。

二、科幻影视剧对中小学生科学兴趣的导引

科学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超越了世俗性的考试学、应用学、成功学，是因为孩子们身处竞争激烈的科技时代，被无数科技产品包围，他们的科学兴趣一旦被激发、导引，有可能成为影响未来社会的科技精英，成为“科学之谜”的解答者，即便不是科技精英，也不会成为被未来社会抛弃的“科盲”。

理想的科学教育，应该是一种跨科学的、博物学的、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教育，即墨家式的“通才教育”、卢梭式的“自然教育”，各种物态学科互相联通，覆盖整个自然与社会。对于中小学生而言，这种综合性科学教育还需循序渐进，分段分级进行。在教学过程中，科学教材的文字讲解、图片分析一般无法做到生动有效，辅助的教学方法一般是实物采集观摩、过程原理实验、科教片放映，再配合以初级科普读物，如《十万个为什么》。但是，给孩子们印象最深的教学方法，应该是充满想象、惊险刺激的科幻影视剧的选择性放映，因为它们是综合科学、前沿科学与未来学的形象预演，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科学理论、未来社会的无限遐想。少年儿童天生具有幻想、好奇、探险的心理特点，其中求知型孩子更是“天问者”。“十万个为什么”，本身就涉及各种科学知识，涵盖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数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众多领域。

反过来说，科幻创作、科普创作是比一般文艺创作要求更大、难度更高的，必须涉猎百科全书的知识，懂得各种专门术语、概念、理论。无论硬科幻还是软科幻，都具有这种特点，胡编乱造、任意戏说，只能戕害了科幻文艺本身。从广义上说，几乎每部科幻影视剧都是这种博物学式的教学案例，剧中故事总是由各种空间、物品、人物和生物组成，其中虚拟的陆地、海洋、太空、建筑、机械、技术都是具有假设性、规定性的，背后具有跨学科理论知识的支撑。如《冰河世纪1》，就包涵了一系列史前科学的知识点，冰川期、雪崩、火山爆发、猛犸象、剑齿虎等。科幻影视剧与玄幻影视剧一样都具有很强的幻想成分，但科幻影视剧是某种科学理论的实验与假设，能够促使孩子们对科学世界、未知领域和未来社会产生浓厚的兴趣，而这些缥缈的未知事物，人类迟早会严肃地面对。科幻影视剧有助于让孩子们进阶到一个较高的科技知识制高点，较早地适应现代科技社会的复杂环境。因个人内在潜质的不同，有些人的某些科学兴趣与科学天赋会被初步唤醒、激发，逐步发展成为未来社会的科技精英，给科学技术里一些的未解之谜提供一些比较确切的经验证据。

在众多科幻影视剧中，中小学生最喜欢的科幻题材与元素，是机器人、外星人、恐龙、时空穿越等。1998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曾经就青少年的科幻影视接受情况，做过一项典型的专项调查。200位被访者中，看过所列科幻影片的人数比例中，《侏罗纪公园》《终结者》《时间隧道》《失落的世界》《星球大战》均占70%以上，《大西洋底来的人》《异形》《奇异的航行》均占50%有余；最喜欢看的五部科幻影片，分别是《终结者》《星球大战》《独立日》《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占比18—8%[8]。这是对上海部分大中学生的专项调查，其调查数据也大体符合我们对于一般中小学生观影情况的判断。机器人、外星人、异形人等题材的受宠，与未来社会人类的生存境遇息息相关，处理不好会造成人类灭绝、地球易主的灭顶之灾，这不能不引起孩子们的严肃思考。恐龙、时空穿越等题材的受宠，也是孩子们对于地球史、宇宙史的极大关注。这种全球性、全局性的抽象思考，有助于将中国的下一代人较早地塑造成放眼宇宙、心怀天下的“地球人”。

在科幻影视剧的案例教学中，具体科幻题材的选择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何种趣味、级别的科幻影片最适合引导中小学生的科学兴趣，这便有了成人科幻影视剧与少儿科幻影视剧的说法。2019年年初，中国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火爆之余，“问卷星”网站做过《关于硬科幻电影的调查问卷》。截至目前，受访者153人，18—30岁占52.3%，14—18岁占35.3%；对于硬科幻最吸引人的因素，66.7%认为是“剧情”，27.8%认为是“特效”；推动硬科幻电影发展的首要因素，“科技发展，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与“硬科幻电影特效酷炫，人们对感官效果的偏爱”均占43.8%[9]。这说明硬科幻影视剧基本属于成人类型的，观众以中小学阶段接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青年为主，他们对科幻影视剧的自然科学知识要求更高，而特效主要服务于幻想性场景的视觉呈现。并非所有的科学元素都适合中小学生学习与模仿，如《黑客帝国》之类带有犯罪性质的成人科幻影视剧，不大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这种判断也很难说绝对正确，在国家网络安全的紧迫需求下，有些人成长为国际尖端的网络安全专家、网络信息技术专家，这倒是一桩好事。

少儿科幻影视剧包括动画形式、真人形式。前者如中国的《蓝猫淘气三千问》，根据新版《十万个为什么》改编，以知识卡通的形式将宇宙、生物、生态、人文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幻想串联起来。后者如中国的《快乐星球1》，将穿越剧与教育剧结合起来：乐乐学习成绩一般，经常受到指责与欺负，得到一把可以随时进入快乐星球的钥匙后，每当他遇到困难，快乐星球的三个好友就会运用智慧和发明，帮助他度过难关，最终他的快乐指数达到正常状态。成人科幻影视剧也是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的，既然孩子们都可以观看，少儿类与成人类的区分意义就不大。笔者认为，适合引导高小以上少儿的科学兴趣的，应是渗透着少儿视角的成人科幻影视剧，少儿科幻影视剧对科技知识的传达比较浅显，宣传教育色彩比较明显，一般适合初小学生观看。

事实上，一些成功的成人科幻影视剧都是这么做的，混合着成人和少儿的角色、视角、趣味，老少咸宜，既可以获取更多的票房价值，也可以获取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等社会精英的关注。如外星人题材：《星球大战》系列中银河系两代英雄的拯救故事，都是从他们充满疑问的儿童时期开始，随后长大成少年武士，再发展成银河英雄；《星际迷航11》中共同执行太空任务的两个黄金搭档，都在童年时期表现出非凡能力。机器人题材：《变形金刚1》中的高中男生被卷入汽车人和霸天虎之间的战争，逐渐成长为超级英雄；国产《赛尔号》系列的主人公是一个活泼顽皮的儿童。恐龙题材：《侏罗纪公园》系列第一部有一对小姐弟，第二部先后有三个小孩，第三部有一个男孩，第四部有两个男孩，面对恐龙的威胁，他们各有反应与办法。

科幻影视剧适当渗透少儿的角色、视角、趣味，可以极大增强广大中小学生观众的代入感、认同感，引导他们从小就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追求自我完善，意志坚定不移，不屈于各种艰险外力，最终完成光荣使命。

三、科幻影视剧对中小学生科学精神的激发

科学精神是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可以包涵几个层次，如今作为一个时髦术语，被引为科学发展观的灵魂，且与人文精神并立，为众多学人所争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对此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起先认为，“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宽容精神等几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求实与创新。”[10]经过反思，他随后郑重提出，“对于科学精神应该只提两个方面：逻辑自洽与经验证据”[11]，也即对科学精神中的逻辑性、实证性的强调。这两者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最缺乏的。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普遍缺乏逻辑思维能力[12]。笔者认为，逻辑性、实证性的科学精神主要体现于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的层面。每部科幻影视剧都是某种前沿科学理论的一次形象演绎，必定在思维与方法层面灌注着较强的科学精神。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种接触有助于训练他们的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召唤他们的科学精神。

科幻影视剧里的科学思维讲求逻辑性、实证性。一般是对某种前沿性的科学概念、科学理性，进行逻辑假设与推演，假设在某种环境条件下，经过某些程序环节，被实证为客观现实，但是由于人类的贪欲或环节的失误，此种科学技术可能会给人类、地球乃至宇宙带来不可预料的窘境与灾难。如外星人入侵、星际战争、人机错位、时空错位、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终结者》《星球大战》等系列影视剧，正是通过这种逻辑严密的科学思维的推理过程，演示了人类对于科学未知领域以及人类自身欲望的极大恐惧与担忧，而这也正是一些偏于理性思考的观众执迷于科幻影视剧的主因。

对于中小学生观众而言，科学思维的逻辑严密有助于他们相信通过人类或自己未来的努力，将来可以征服那些未知领域，并通过自我克制和民主对话的价值理性，尽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破坏、战争、毁灭等悲剧性后果。事实上，介于经验与超验之间的科幻影视剧，跟假设性的科学理论一样都具有科学预见性，在人类的反复求证过程中，有些是后来被证实了。如1997年《变种异煞》所讨论的基因识别技术，不久后被应用于刑事侦查、体质考古、亲子鉴定等社会生活。1999年《黑客帝国》演示网络非法控制技术的危机，2013年美国“斯诺登事件”证实黑客帝国的真实存在。基因组合、外星生物、时空穿越、黑洞、人机恋爱等前沿话题，实际上很多已经被证实，部分地处于经验状态。这种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足以让中小学生无比兴奋，相信将来通过自己的科技创新与超凡求证，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科学梦”“技术梦”。

科学方法讲求逻辑性、实证性，主要是科学实践层面的具体程序与方法选择。科幻影视剧中的科学实验与虚幻故事看似天马行空，其实具有极其严密的逻辑规则、方法引导。《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的总体理论假设，是对史前恐龙的复原，其中包含着一系列科学方法的渗透，每一部都有自己探索的侧重点。第一部的重点是恐龙化石遗传基因的提取与复制，孵化出多种种类的恐龙，建立生态自足的侏罗纪公园。第二部的重点是恐龙族群关系、亲子关系的实验，尤其是肉食性恐龙，经过实证，它们也像人类一样具有亲缘性的感情关系。第三部的重点是恐龙的自我进化与语言交流，经过实证，这些都是可能的。第四部的重点是恐龙的基因重组与基因认同，事实证明它们会带来无法控制的巨大灾难。由此可见，《侏罗纪公园》系列运用了系列科学方法，其重点也是层层递进的。这些科学方法的具体运用过程，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实证性，有助于少儿观众学习、借鉴，从小培养自己的方法意识、科学态度。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科幻影视剧的拍摄和制作中，要尽量呈现科学实验的具体过程、生动细节，这些硬科幻元素才是科学幻想作品的干货，也便于孩子们学习、掌握。不要一味追求好莱坞式的诉诸感官刺激的震撼画面与快速节奏，这些看多了只会让人呕吐。优秀的科幻影视剧作品既是一种大众消费文化，也是一种前沿科技文化，忘记了科幻题材的根本，只会模糊了自己的文化定位。孩子们对于电影中的科学技术方法，总是乐于且善于学习、模仿的。与犯罪影视剧、谍战影视剧、功夫影视剧的犯罪技术、刑侦秘诀、施虐技巧的呈现不一样，这些可能会将孩子们引入人生的歧途，危害他人与社会，但是科幻影视剧的科学方法的呈现属于科学实验的范畴，一般是各国主流价值观都能接受的。

将科学方法的外延扩大，它还包括一些实用性的应对策略。《侏罗纪公园》系列其实是一部危机应对的教科书，可以教导孩子们如何理性地、科学地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学习如何克服各种困难，有区别地面对传说中的“怪兽”。第一部中，女孩面对暴龙惊慌失措，用照明灯向父亲求救，招致暴龙的袭击；随后女孩失声嚎叫，引来更大的麻烦；后来她逐渐镇定机警，学会引开恐龙，及时锁闭实验室的门闩系统。第二部中，平时顽劣的黑人女孩，开始有些惊慌，危急关头，利用单杠技巧杀死一只迅猛龙；白人男孩明白真实暴龙与塑料暴龙的区别，及时将危机告诉父母。第三部中，少年独自流落海岛，巧妙躲避食肉恐龙的捕杀，奇迹般地生存了一些时日，俨然是少年探险家。第四部中，两个男孩冒险游览恐龙公园，数次机智地运用各种方法摆脱危机。这些危机应对技巧也渗透着生活实用的科学精神。

对于少儿观众而言，有些成人科幻影视剧的叙事结构过于繁复，方法运用过于复杂，可能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学习，如《云图》《盗梦空间》等。故事简单、娱乐性不强的《地心引力》，具有极高的科技含量，有益于少儿在假想中学习太空旅行时如何掌握科技设备、克服各种难题，体现出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四、科幻影视剧与中小学生科技伦理的思考

科技伦理是人类在科技活动中必须遵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主要是如何处理人与社会、自然、异域、他人、产品、技术之间的伦理关系，不能超出一般界限，否则就产生科技伦理问题，需要进行反思。科幻影视剧在叙事伦理上，大多体现热爱生活、珍惜生命、追求正义的主题，而在科技伦理上，大多反映科技创新发展必然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现代性的后果”。

科技伦理问题具有相对性，要看是否破坏人类全球的根本利益，是否破坏利害关系的双方平衡，从而进行评判。核武器、生化武器、资源掠夺、环境破坏、人类毁灭等全球性问题，比较容易评判，而科幻影视剧中的“蜘蛛侠”“钢铁侠”“蝙蝠侠”“奥特曼”等超级英雄，也容易成为中小学生的精神偶像。但有些问题涉及国家、政府、民间之间的观念博弈，需要具体分析。教导中小学生思考这些错综复杂的科学伦理问题，只会促进他们深入思考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孩子们思考了而找不到正确答案，总比不思考而淡然处之要好得多。科幻影视剧多少会促进他们对于这些棘手问题的思考。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199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的科学方法、态度、兴趣、伦理观令人担忧”，“在科学伦理观测试中，有34.3%的被访者认为‘克隆’技术完全可以用于复制人类，36.4%的被访者认为‘要视情况而言’,5.1%的被访者表示‘说不清楚’，相比只有24.2%的被访者认为‘不可以’”[13]。科学伦理是与科学探索、科学精神相伴随的重要方面，甚至是后二者的核心与灵魂，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需要进行正确引导。

  从少儿观众的接受兴趣而言，科幻影视剧的科技伦理大致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人类与异域的相处关系，如何对待假想中的未知世界。《星球大战》系列、《异形》系列、《星河战队》系列，极力渲染外星人、异形人、怪兽、虫族等“科学怪人”或“科学怪物”对人类的危害，是对未来社会、未来战争的一种预演，连著名宇宙学家霍金也表示认同这种担忧。《星河战队1》中，太阳系里的虫族星球利用陨石袭击、毁灭地球上的城市，为拯救地球，美军士兵乘坐星际舰队前去消灭虫族星球，却遭到虫族的疯狂屠杀，这些虫族比人更聪明，因为它们会将士兵的脑髓吸进体内，集数人智慧于一身。美军付出惨重代价，最终消灭虫族。但是《侏罗纪公园》《金刚》《阿凡达》，显示出人类控制、掠夺未知世界的贪欲与野心，而《人猿星球》模仿人类控制动物的做法，设计人猿将人类当作动物进行控制、虐待，这些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警示与讽刺。这种科技伦理观无疑是有助于中小学生如何思考人类利益的。

二是人类与产品技术的相处关系，也即人机关系。人类正处于当代科技产品的包围之中，成为物品与空间的奴隶。物化、非人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哲学的核心话题，指向当代科技文明自身的深度反思。在人与机器人的隶属关系上，《终结者》中的机器人因为网络控制程序失误，成为邪恶势力入侵的工具。机器人剥夺人类的工作权利与生存空间，已经部分地成为事实。在人与机器人的恋爱关系上，《机器管家》中，一个具有人类情感特征的男机器人，物色不到相应的女机器人，爱上主人家的小女孩，于是人机能否结婚成为一个科技伦理问题。影片的答复是联邦法庭否决了机器人是人的提议，后因机器人往自己身体注入血液，设定生命时限，转而宣布人机可以结婚。《剪刀手爱德华》中，男机器人也爱上主人家的小女孩，可是周围的人都将它当作另类，因为它有一双机械性的剪刀手。这个科技伦理问题目前正被科技界所讨论，以至于有人类包括男人、女人、机器人三种人的说法。男孩、女孩都会喜欢这样的思考。

三是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关系，涉及生态伦理的重大问题。这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一个“中国问题”，往往是“先破坏，后治理”，顾此失彼，亡羊补牢。在全国各地的雾霾笼罩下，我们每人的私家车消费都是罪魁祸首，以至中国成了当前自然环境污染与破坏的“超级大国”；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开始推行电动小汽车。我们的文化传统、教育传统素来忽视生态环境的保育工作，比如《新华字典》《汉语词典》往往将各种动植物诠释为能否被人吃掉或制成物品，而不是教导孩子们与动植物做朋友，和谐相处。《生化危机》《江汉怪物》《极乐空间》等生态主题的科幻影视剧中，一些异形生物、超级病毒等邪恶势力大多是核辐射、环境污染、气温上升的后果。这些影片所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有助于少儿观众对生态伦理展开严肃思考。

但是科技伦理不能简单等同于叙事伦理，还必须提供符合科学精神的解决途径。《阿凡达1》中，人类将魔爪伸向外星球掠夺矿产资源，毁坏那里的生态环境，屠杀外星球上的族人。受命前往外星球打探的男主人公，在地球人与外星人的战争中陷入两难，最终站在外星人的正义立场，打败贪婪的地球人。国产《美人鱼》中，富豪因其地产计划涉及填海工程，驱逐沿海渔民和人鱼族，还要运用低频主动声纳设备，将近海区域的海洋生物全部杀死。这两部影片常被指责为献媚于时髦的环保话题，但确实反映了当前世界和中国严峻的生态问题。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海平面持续上升，有些国家和地区却在填海、填湖，给脆弱的生态环境施加压力。据说中国近海区域的鱼类已被捕杀殆尽，渔民们不得不冒险去遥远海域作业，多次发生外交冲突，而国内新闻往往讳莫如深。

反过来说，以上两部影片试图用爱情力量来解决矛盾，以阻止人类疯狂的破坏行动，确实有些梦幻化、娱乐化，这种“不科学”的解决方法会误导中小学生对生态伦理问题的认识。

五、科幻影视剧与中小学生科技审美的培育

作为当代神话、童话影像形式的科幻影视剧，最具观赏性的当属其对科技产品、科技理论的艺术呈现，我们不妨称之为科技审美，往往运用“令人震撼”“匪夷所思”等词语加以褒奖。我们不妨将审美形态分为古典审美形态、现代审美形态、当代审美形态，而科技审美正是当代审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前沿的审美探索。我们不能不对中小学生灌输这种当代意识。

其实科技审美所呈现的影像景观，应包括科学景观与技术景观，前者是科学概念的呈现，后者是制作技术的呈现，两者的有机结合，也即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科学景观里，大多没有传统诗情画意的物质世界，而是对前沿科学概念的具体呈现。如机器世界、网络世界、太空世界、异形世界、异度世界等；地球人、外星人、异形人等宇宙生物体，乘坐奇怪而封闭的航空器具，穿戴奇特而先进的太空装备，身处虚幻而诡异的绝地境域，演绎一个假想而危险的科技话题。这与科幻题材本身的特点有关，也与未来主义文艺思想有关，即对机器、工具、速度的膜拜。归结起来，科学景观主要是各种高端机器形态占领地球、外星或宇宙，充斥着令人费解、恐惧或向往的各种造型艺术、物质符号，而两种或三种对立力量之间的主要差别，是金属、构造、能量、器具、速度、策略、团队、立场等。这些幻想性、高概念的科学场景，无疑可以潜移默化地促进中小学生科技创造力、审美想象力的培养。

出于相近题材科幻影视剧的相互挤兑，电影商业价值的过多追求，最近几年生产的一些科幻影视剧越来越技术化、好莱坞化，注重技术景观的打造，忽视科学景观的呈现，致使二者脱节，流于视觉消费。这种视觉主义、形式主义的特效倾向，既降低了电影本身的科学含量，也不利于少儿观众对科幻世界的审美期待。幻境的展示、机器的运转、枪械的搏斗，应该是科学景观与技术景观的有机结合，应该成为科幻影视剧的主导场景，成为一种令人肃穆观瞻的科技仪式。《回到未来1》较早地展示了科幻影视剧的这种艺术良心。其开场是三组机器运转的场景，一是科学狂人的家里挂满时钟，滴答乱响；二是食品机器自动运行，为狗制作狗粮；三是男孩开动各种按钮，扩音器因超量发生爆炸。对于少儿观众而言，机器的运转讲求程序性、精准性，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知识价值。

技术景观不属于科幻影视剧所独有，但科幻影视剧要制造玄妙的幻觉场面，必定离不开电影制作技术的强大支撑，甚至可以说，技术景观是科幻影视剧最商业、最重要的艺术特征。在技术史学者雷蒙德·菲尔汀的观念里，“每一种技术优势都孕育着可供电影制作者使用的美学能力”，“科学技术制定出参数并确定了空间,而在此空间内创造性的工艺技巧可以出现并发挥美的作用”[14]。科幻影视剧的制作技术，经历了从摄影合成到数字特技的发展时期，注重运用最新的影像技术将科幻世界予以直观化，并打造审美奇观。科幻影视剧的生产与票房，主要是比拼制作技术的高新尖，如何将最新的高端技术转变为最新的高端艺术，使得艺术与技术合二为一，难分你我。科幻影视剧的生产，需要专门的前期制作公司与后期制作公司的密切参与，乃至使得技术制作成为影视产业的“显学”。全球最早令人瞩目的电影特效公司，是卢卡斯电影公司旗下的魔光实业公司，而卢卡斯正是《星球大战》系列的主要导演。

虽然未来主义的“审美进化论”有些绝对，但是说明了科技审美与科技发展的紧密联系。新世纪科幻影视剧的制作技术竞争是避免不了的，这也涉及艺术形式竞争。事实上，1997年的《星河战队1》早已打破科幻影视剧的技术记录，它展示未来世界人族与虫族对决的幻想性战争，为做到造型与场景的高度逼真，导演邀请曾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特技大师加盟，总共设计550个电脑特技镜头，极具视觉震撼力，在当时的科幻影视剧中首屈一指。2009年的《阿凡达1》将动画设计与人体运动合二为一，同时完成，制作技术难度再次加大。它耗资5亿美元，历时四年拍制，在视觉特效和3D画面上开启全球电影技术变革的新时代，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奖。2019年的《流浪地球》总共有2003个特效镜头，75%由中国特效公司制作完成，动用3000人，耗时1年。

观赏这些大制作、高技术的科幻影视剧，可以培育中小学生在科技审美方面的素养与情趣，而少儿天生好奇的心理特点也容易适应这点，可谓相得益彰。同时必须给他们指明，仿真世界的弥漫，本真世界的消逝，艺术的物性特征与类性特征被凸显出来，并不利于中小学生对现实生活的适应和对人文精神的追求。

                          结语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一直是中国中小学阶段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科技更新、文化更迭的新时代环境下，二者有必要寻求新的施展途径。笔者认为，科幻影视剧是科学教育与影视教育的完美结合体，有条件的中小学可以将科学课适当地转换为科幻影视课，作为科学教育的影像化的教学形式。这对于中小学生科学兴趣的引导、科学精神的激发、科学伦理的思考、科技审美的提升，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接受过科幻影像强刺激的他们，未来不一定都要成为科学家、工程师、科技精英，但至少会适应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现实社会乃至未来社会。

至于如何组织实施这项工作，可综合参照教育部有关中小学科学教育的“课程标准”（2011）和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2018）。

注释：

[1]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2]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3]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4]该课程标准（2011年版）前言中明确宣称，“面对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深刻影响，人们迫切需要提高科学素养，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和获得自身的发展。与此同时，人类还面临着资源、环境等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都对科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5]中国对科幻文艺的定位大多是少儿文艺，科幻作品、专著由少儿出版社出版，纯文学期刊一般不予发表。其实，科幻文艺分为少儿科幻文艺与成人科幻文艺，跟动画片一样，甚至可以定位为“全龄科幻文艺”。中国的科幻文艺大多是软科幻的，与长期的社会伦理教育有关，也与全民科学素质的不足有关。

[6]教育部：《初中科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7]教育部：《初中科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8]曾群：《科幻电影与青少年》，《当代青年研究》1998年第2期。

[9]《关于硬科幻电影的调查问卷》，《问卷星》，https://www.wjx.cn/report/4274100.aspx，2019年4月15日。

[10]刘华杰：《科学真理与科学规范》，《科学与无神论》2000年第3期。

[11]刘华杰：《“科学精神”语义分析》，《民主与科学》2001年第2期。

[12]可参看石勇、赵汀阳：《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南风窗》2012年9月27日。例如转基因对人体的危害问题，国内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定论，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做几项调查实证的专门研究。但是目前获批自然科学基金的转基因研究课题，基本都是技术应用类的。

[13]曾群：《科幻电影与青少年》，《当代青年研究》1998年第2期。中国多数青少年对科技伦理认知的缺失，迟早会导致某些科技灾难、社会灾难。2018年11月，中国爆发“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青年科学家贺建奎无视国际国内的行业规定，践踏有关科技伦理，遭到国内外的一致谴责。

[14][美]邓肯·皮特里：《电影技术美学的历史》，梁国伟、鲍玉珩译，《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