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于个人知识体系的需要,老师的推荐以及个人爱好,前段时间种草了许多关于图像影视学的书籍。最近开始读的当代杰出的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所著的《图像证史》,是写给剑桥历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的课程讲义,好懂也有趣。其主要内容是关于两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如何将图像用作史料? 它又是不是可靠的呢?

▲解构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图像”一词对应的英文有“picture”和“image”两种,前者也译为图片,后者也译为形象或意象,此外,“图像学”一词的英文“iconology”则引出第三种“图像”,或“圣像”(icon)。其中image是涵义最广的一种,足以囊括人类所创造的全部视觉产品,既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等传统的艺术形式,也包括摄影、电视和广告等新媒体图像,以及家具、服饰和各类工艺品等等。彼得·伯克撰写《图像证史》一书,其英文原名为《Eyewitnessing——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wdence》,即意在强调图像和文献都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并鼓励历史学家在重构往昔时使用图像证据。
目前读到第五章,可以大致总结出两条核心观点:
一、图像可以帮助我们把物品重新放回到它们原来的社会背景下。
我国史书浩瀚,就图像证史而言,仅出了一部宋人郑樵的《通志》。在此书中,他首创《图谱》,试图一矫前人“尽采语言,不存图谱”之弊。并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图文必须互相印证,缺一不可。他首创我国图像器物与文献互证之先风,其功不可没。但他的旨意并未超出金石研究领域,其着眼点仍是文字,而非像西方学者那样力求从图像中“破译”出种种使之得以产生的社会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或精神征象。
直到20世纪,在西方史学,尤其是考古学的冲击下,人们才意识到图文互证的意义,如上学期在中外广告史课上老师所讲到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要求将传世文献与地下发掘的文物相印证,以揭示历史的原貌。因而,在历史书中配置“插图”的做法逐渐流行,但这并不是图像证史意识的真正觉醒。但如彼得·伯克所说,“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依赖文字资料,即使有些历史学家使用了图像,在一般情况下也仅仅将它们视为插图。历史学家如果在行文中讨论了图像,这类证据往往也是用来说明作者通过其他方式已经做出的结论,而不是为了得出新的答案或提出新的问题。”
二、图像提供的证词需要放在“背景”中进行考察。
在接触一幅图像的时候,必须要尽可能地去了解该图像创作者的个人背景,以及创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并加以甄别,再作使用书中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事例来加以说明:现藏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拉罗什尔港口》油画作于1763 年。这幅画表现了河面上槽桅如林,人们正在劳作的港口景象,但其他资料证明当时的拉罗什尔港正处在衰落之中。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分析当时的政治背景。这幅画是马里尼侯爵以国王路易十五的名义委托他制作的,马里尼写信给画家提醒他,国王的意图是看到以写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王国的港口。这样一来,画家不可能完全忠于事实,因为他展出该画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法国是一个海上强国。所以在学习各类历史时,如果不加甄别地直接对图像本身进行分析,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高中时写历史题,常被图片题弄得气急败坏。同样或相似的图片材料,会因为题目的文字信息不同,其答案竟然会有天壤云泥之别。改题时有多不服气,老师讲题时就有多茅塞顿开。只能怪自己对史实掌握的还不彻底,没能参透图像背后的真相。
▲小结
图像本身就是观念史。图像即便不能让我们之间进入社会的世界,却能直接看见同时代人如何看待世界,男人如何看待女人,中产阶级如何看待农民,平民如何看待战争等等。每一个图像的制作者在表现那个世界时有两种相反的趋势,一种是将它理想化,另一种是对它进行讽刺。人们面临的问题是要把典型的表象者与异常者的画像区别开来。
我想,通过这本书,我不仅仅能理解前图像志,图像志和图像学等的概念,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也会有除教材外更深入的概念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