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消逝的故乡(21)

二十一

高老师和杨媛的爱情纯属革命时期的爱情,两人都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结婚。那时的新中国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等政治运动,两人的家庭都是属于被斗争的类别,正好门当户对,于是缔结连理。婚后杨媛听说农场是新成立的,需要人力,就很坚决地去了农场。高老师在海南岛当了七年抗美援朝志愿兵之后,1957年退役当了一名乡村教师。两人双双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

高老师做乡村教师的月工资仅37元,杨媛做农场工人的月工资是22元,另外有分猪肉、放电影等一些福利。杨媛在连队里作为单职工很容易被人欺负,很多需要力气的活自己做不好。高老师每周星期六晚上才回来,星期天下午又走了,帮不了多少忙。五个子女都是杨媛带大的,吃了多少苦外人包括丈夫都是很难理解的了。

每学期开学初,老师总要发下一张表格,要求填写一些个人和家庭的基本信息,其中就有一栏是“出身”。同学们七嘴八舌问老师:“出身是什么?”老师就说是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之类的,回家问爸爸妈妈就知道了。高秀回家问爸爸,爸爸说:“你就写‘教工’就可以了。”高秀问:“教工是什么意思?”爸爸说:“因为我是教师,所以我们家的出身就是教工呀,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高秀道:“哦,原来如此!”

表格交给老师时,老师瞪大了眼睛,问道:“高秀,你的出身是‘教工’吗?有这种出身吗?”高秀说:“是的,有。”老师又问:“谁告诉你的?”高秀答:“我爸爸。”老师无语,仍满脸惊疑,却又不便找家长理论了。以后每次填表,高秀都遇到老师类似的盘问,高秀每次都自豪地说:“我爸爸说的。”

高秀不知道,爸爸在出身这个问题上是吃过大亏的。高老师当年以县一中优秀生的身份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兵部队,在海南服役七年,立过三等功。但在由预备党员转正为党员时,即遭遇了出身问题,因高爷爷被定为“地主”,所以高老师被阻止入党。后来部队师部在优秀士兵中挑选机密话务员,高老师过五关斩六将,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最后一关政审时,再次因“地主”的出身而折戟。高老师18岁入伍,25岁退役,七年部队生涯除了带回一个军功章,其他上进的道路全都被无情阻断。自此,高老师遂断了进取心,安心做起乡村教师。当孩子们问到这个问题时,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眼睛,高老师总是强忍悲哀,过去的事情一个字也不提,只是平静地告诉孩子们:“我们的出身是教工。”

高乐在场部读初中时,羡慕场部老师的待遇比爸爸好很多,每学期都有一笔很高的奖金,有单独的两层小楼宿舍,于是力劝爸爸写申请调农场学校。高老师知道难,拗不过孩子就写了。县教育局回信说,农村和农场不属同一战线,不能调动。高老师一家只好息了这个念头。

杨媛长期劳累过度,饥饱不定,口粮不够吃时常常以番薯芋头木薯等代替主食,结果犯了严重的胃病,两次大出血晕倒送医院急救。医生建议她做手术切除溃疡部分,杨媛不肯,怕耽误她的苗圃工作。手术虽然有报销,但她又担心其他护理、营养等无钱用,于是一直没有手术。高老师最怕的是,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信,说你的爱人又住院了,请家属立即前来。杨媛这次又病倒了,她半夜在医院醒来,头晕眼花,感觉天旋地转,她喃喃道:“谁在摇床呀?”高老师看妻子醒了,忙说:“没有人摇床呀,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杨媛说:“明明是有人摇床嘛,我觉得像在大海上航行。”高老师知道妻子头晕得厉害,一定是失血过多,极度虚弱才会这样,心下自苦不堪言,不提。

杨媛住院期间,在家读书的三个孩子乖得很。高文担当起了照顾妹妹、弟弟的责任,高乐周末回来就把家里的大小水缸都挑满水,把大块的木柴劈成小块,把柴草都准备好。高文高秀每天就自己上学,放学回来就烧火做饭、洗碗,帮小弟弟洗澡、洗衣服。弟弟不懂事,总是天真地问这问那,高文高秀都无奈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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