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老王，是在他家大门外的水泥墩上。
那年我去乡下的大姑家里坐客，吃过午饭便打算跟着表哥和邻居家的小伙伴出去转转。刚出门，就看见这个胡子拉碴的男人蹲在村头斜对门一户人家的大门外。初冬午后的暖阳照在他黝黑的棉袄上，黑得发亮的袖口包裹着两只粗糙的手，它们笨重而缓慢地摆弄着一张白纸，又从身上不明何处的口袋里摸索出一小撮烟丝，小心翼翼地用纸卷了起来。男人在纸的末端用舌头舔了舔，当作是给这支自制烟增加了最后一道工序。
我们向村头闲置的空地走去，而男人蹲着的地方又是通往那里的必经之路，直到我哥走到跟前叫了他声“王叔”，才见得他扭过头笑嘻嘻地答了声“哎”，我这才看清他蹲着的位置本属于一座石狮子，只不过不知是什么原因，狮子只剩了右边孤伶伶的一个。
表哥让我喊他“王叔”，他见我怯生，就憨笑着说了句“叫老王就行。”我哥和小伙伴们都被他逗乐了，而我也傻呵呵的跟着笑，老王见这帮小屁孩儿都被自己的幽默所征服，便得意的挪了挪身子，放松放松他发红的脚踝，绿色的帆布鞋像是承不住他的身子，以至于他挪动的时候让人有种他要摔倒的错觉；棉袄好像也不太合身，所以他扭头活动脖子的时候，就像是一枚放在一口黑色水缸上的鹅蛋，之所以是鹅蛋，那是因为他和村头小道旁的那排柏树一样，顶端光秃秃的。
村头闲置的空地上垒了三座大山，两座是花岗岩的石子，一座是建筑用的沙子。我们喜欢爬上石子山看看远处的风景，再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分为两个阵营，沙场厮杀，互占山头。摔炮儿是最好的武器，有响儿还不伤人，不过我的宝贝却是父亲用黄杨树亲手做的一把弹弓。这段树杈选得极好，左右对称，又不怎么磨手，用橡皮筋拴着两端，再绑上一块略厚的老牛皮，一把百步穿杨的武器就做好了。不过我从不敢用它对着人，就只能打鸟，老家院子里槐树上的麻雀很多，只不过我从没能打下来一两只，倒是有一次过年父亲喝醉了酒，见我在院子里打麻雀便非要给我做个示范。他随手捡了一块石子，拉开皮筋，闭上一只眼冲着树上瞄了一眼，我本以为他是酒后作怪，却没想到应着石子出去的瞬间，树上高枝便落下来一个黑色的影子。我赶忙跑到院外去看，发现真有一只麻雀倒在院外的田地里，石子不知打在它什么位置，只是喙里渗出了血。我还记得当时父亲得意的大笑和我内心的激动，只不过现在想起那只麻雀，心中更多的是几分愧疚。
老王就蹲在那里，偶尔换个姿势，眯着眼睛隔着卷烟燃起的薄烟看我们在山头上演戏。村头第一户人家的门前有个笼子，里面关着一条黄色的老狗，每次它见了我们都要吼上几嗓子以示威风，可时间长了见我们不搭理它，也就只能悻悻地趴在笼子里瞅着我们呜咽。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几个人等玩完一整个下午，脸蛋儿也就被风逡得不像样子了，等家里的大人出来寻见了我们，见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一身石灰，不打上一顿就已经是万幸了。回家的时候太阳也落得差不多了，田间的狗尾草都因被风嘲笑了一天而耷拉着脑袋，笼子里的老狗没了精神，而老王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没了身影回家去了。
日子一长，我就很难分清究竟是我变了，还是世界变了。每年回老家去大姑家坐客，我总要去村头的三座大山上玩上一下午，直到后来山被移走了，变成了一摞摞堆放在一起的水泥板和钢筋。村头的铁笼还在那里，老黄狗对于眼前的变化并没有什么看法，它只是变得更老。侥幸的是，村里人用水泥在村头的空地上垒了个乒乓球台，这才让村子里的孩子们从失去“战场”的悲伤中走了出来。后来我偶然知道，老王有俩儿子，老大在外地当兵，老二虽然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是乒乓球却打得比我好得多。于是再回老家，我就总和表哥去老王家喊上小王一起打球，这期间偶尔也能碰到老王，因为我总是在冬天回去，所以他身上也便总是那一身破棉袄的打扮。慢慢和小王熟络了才清楚，他爸在邻村的工厂做工，不过那时我更关心当天的风会不会小一点，不至于乒乓球总是被吹到很远的地方。
之后有几年我没有回去过老家，但是突然有一天听表哥说小王死了。据说是过年的时候他跟别人开车去走远房亲戚，小王喝得很醉，回来的路上就躺在后排睡着了。谁知道后排车门没有关紧，高速路上人往门上一倚，便整个的栽了下去，轮胎碾过了小王的头，碎成了浆糊。
尽管那时我已经对死亡有了些认识，但听表哥这么直白的描述，心里还是不由得阵阵发紧。我突然就想起了我们清理水泥台上积雪的那个冬天，手被风割得通红，但彼此还是咬牙握着乒乓球拍你来我往，球不小心掉到台子下面，就轻轻的一声翠响，那是雪花被砸碎的声音，黄橙橙的的乒乓球落在雪地里凹出一个浅浅的窝，像是一颗被冻住的蛋黄。可是一想到小王呼着热气哈哈的对我笑，我就不敢再往下回忆了，因为我知道他再也没法笑了，也的确没法笑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丧子的缘故，我后来回老家去大姑那里坐客，就再也没有见过村头的老王。村里有人传闲话，说是老王家就是因为门口的狮子少了一个，才落得这么个下场。我不知道老王听没听过这些传言，也不知道他要是听了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不过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人们对于自己生存问题的淡泊和对他人家庭悲剧的热情。
离村子不远的地方盖了一间水泥厂，三座高耸的烟囱远远看去像是三条笔直的WiFi信号，最高的那个要比国道旁的那座电塔都要高上一截。水泥厂的西边盖了一间规模更大的制药厂，更西的地方是化工厂和更高的烟囱。据说是因为环保问题，人们才把工厂从黄河边上搬迁到了这里，黄河的水或许没有更黄，可大姑村里的水确实已经不能喝了。每周都会有水车从别的地方把水运到村里，人们在排队取水的同时，还能聚在一起聊聊张长李短，这可以看作是产业变迁为当地人社交升级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子，大妈们依旧习惯在农闲的时候坐在墙根下晒太阳，村子里得癌症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这在极大程度上振兴了当地的丧葬行业。
大姑家已经不种地了，表哥也早已去了南方的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前两年我回老家过节，出于无聊便骑着电动车沿着国道在周围的村子挨个乱窜，我从没有去过这些村子，这一点从村民们看我的眼神上也可以得到证实。可我对此毫不关心，乡间的小路在夕阳下是温暖的，我一直加速，飞快地掠过两旁田地里这些我叫不出名的庄稼或作物。对于农产品我可以算得上是一无所知，我对于这种无知是我个人的悲哀还是我这代人的悲哀表现出了同样的无知。不过我也顾不上那么多，我只是飞快地骑着车，从一个村子奔赴向另一家工厂，从一家工厂奔赴向另一片田地。我觉得自己特别自由，比起在国道上来往的那些车辆都要自由，我会在田地中央的路口停下来，看着这些庄稼，看着远处的人和车，就这么静静的看着他们，如同他们也在静静的看着我。
小时候我特别不理解大姑家的韭菜为什么要种一排蔫的，而其他被药水滋养着的韭菜都特别挺拔新鲜。后来大姑告诉我，蔫的是留给自己吃的，好看的是用来卖的，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孔融让梨的故事。我知道这个想法特别讽刺，尤其是许多年后当我在田地间望着这些不算肥沃的土地回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更加讽刺。
不过更讽刺的是，我的电瓶车没电了。
于是我费力地蹬着电瓶车的脚蹬，不知不觉便骑到了大姑家的村子。那时候天色已经发暗，我发现村头的那个铁笼依旧还在相同的位置，只是里面的老黄狗不知去了哪里。我下意识的瞅了瞅门口缺了一座石狮的那户人家，本以为遇不到什么熟人了，却没想到老王正靠在大门的柱子上抽烟。
我没有叫他，因为很多年过去大家都变了模样，尤其是我，因此沉默可以很好的避免这种生分的尴尬。我只是骑得很慢，尽管天色渐黑，我还是尽力看出了他细微的变化。
老王穿着一双咖啡色的棉拖，黑色的棉裤像是以前那件棉袄改的一样，我知道他已经不给工厂做工了，年纪大了做不了体力活，便在夜里给周围的厂子当保安值班。他穿着件黑色的小线衣，外面套着件淡绿色的小背心，原本就不多的头发也已经全部花白了，这让他扭头的时候更像是一枚鹅蛋了。不过变化最大的倒不是这些，而是他手里的烟——老王抽上了从商店买来的烟。烟火在黯淡下来的冬夜里一闪一闪，隔着尼古丁和焦油的味道我分辨不出他此时此刻的面容是怎样的。但是不管怎样，一定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笑嘻嘻的样子，这点我倒是可以确定。
城市发展得过快，自然也就波及到农村。老家的院子在村长的哄骗下被拆了，村民们不得不搬进了所谓的社区楼房。大姑她们村也嚷嚷着要搬迁，但却一直没什么实质性的动静。
我之所以突然想到了老王，无非是因为昨夜在梦里与他见了一面。
梦里他还是那副笑嘻嘻的样子，蹲在村头水泥厂的跟前，卷着烟，眺望着田那头新设立的工业区，不禁为国家的发展而发出阵阵感慨。化工厂的烟囱依然挺拔，制药厂的红墙格外耀眼，老王盘算着自己或许能拿到手的安家补贴，兴奋地猛吸了几口发酸的空气。他佝偻的身体险些晕倒，我问他这是因为什么，他抄着手腼腆地笑道：“这叫幸福的昏厥。”
老王蹲在地上，看着我咯咯地笑。
我却看不出老王，究竟是不是在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