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是个荒年成饿不死手艺人的年代，有木匠、瓦匠、篾匠、铁匠、铜匠……，我的爸爸什么匠也不是，他是个炸炒米的。
在我两岁时，爸爸就把家里的一切交给妈妈，一个人远到江西南昌去炸炒米，听爸爸讲，刚到江西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身上带的盘缠又不多，舍不得吃舍不得住，早上买个五分钱的烧饼，跟人家讨点开水喝下，中午的时候就你家一把，他家一把的炒米缓缓，挑着个炒米担子，走大街串小乡，整天吆喝着：炸炒米，炸炒米……。到了晚上才舍得去买点吃的，吃完晚饭后，到河边简单地把黑通通的脸洗一洗，把炸炒米担子挑到桥洞下，和衣躺着睡下。当时二十五岁的爸爸，个子高高的，身体很硬朗，一点半点的苦不在话下。可好景不长，立秋后的天气早凉晚凉，夜里霜气足，桥洞己经不能再住下去了，爸爸只好每天晚上喝上几口小酒暖暖身子。时间久了也不是个事，爸爸只得在郊区的一户人家，以每个月五块钱的房钱与人合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挑着炸炒米的担子吆喝着。可到过年回家时，爸爸却给我们姐弟仨，每人买了一斤毛线，让妈妈给我们织成毛线衣，过年的时候姐弟三人齐刷刷地穿着毛线衣出门拜年，全村的大人小孩看了都羡慕极了。
听人讲到东北炸炒米能多挣些钱。春节后，父亲又挑着担子去了东北，在沈阳，一位好心的老太太看爸爸一个人很辛苦，就让父亲住进了他家，每个月少交一点房租，老奶奶是个十分和善的人，爸爸做事也会讨老奶奶喜欢，隔三岔五地会买点东西带回去给老奶奶，有时还和老奶奶的儿子弄的小菜小酒吃吃喝喝。时间长了老太太认爸爸做了干儿子，老太太一家也把爸爸当成了家人，在沈阳炸炒米的时间断断续续有十年，收入也蛮好的，每次回家过年，爸爸总会把挣的钱交给妈妈，还给家人买好多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印象最深的是给外公的一双东北棉鞋，家里人称它为大头鞋，胶底高帮，内有羊毛，鞋面上十几个眼子，一根鞋带系着，一双鞋子拧在手上有几斤重，鞋子十分暖和，下雨下雪天穿了也不浸水，鞋底下有一排排小钉子也很防滑。外公平常不怎么舍得穿，只有过年才舍得穿上几天，一双东北棉鞋外公穿了好多年，也自豪了好多年。给奶奶买的的确良布，奶奶说不起来，逢人便说：我家大小伙给我买了节价良。春节过后爸爸回东北后，还一直还住在老奶奶家，那时候传递信息全靠书信来往，每次家中有事都是我写信给爸爸，虽然时隔四十多年，但我仍然能记得那家人的姓名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皇姑路七十二号、毕绪安收（转夏中干）。那些年，爸爸也吃了很多苦，但也挣了不少的钱，他不但自己炸炒米，还把我们这儿十里八乡带了好多人出去炸炒米，我记得很清楚地就有我们藕垛村的朱尔昌、唐刘村的陈玉吉、南王村的刘德志、西周村的徐世功、蒋北村的高世美等，还有好几个我叫不出名字来，用现在的时尚词，我爸爸也是个勤劳致富的带头人。爸爸在东北炸炒米的时候，还有很多插曲。爸爸在外炸炒米，那时每天必须交集体一块钱积累，我们家也按时上交，就这样相安无事了六、七年的时间，有一阵子不知什么缘故，庄上在外的铜匠回来了，在外做木匠的也回来了，公社也来人叫我写信通知爸爸回家，可爸爸没听，有一天放学回到家，听妈妈讲，爸爸被逮回来了，还说是什么黑五类，全家人都非常害怕，后来幸亏我大舅是村里的支书，不知用了什么关系把爸爸放了出来，可我父亲就是个屡教不改的人，没有消停几天又悄悄地溜了出去。
到了一九七六年，沈阳城里对炸炒米的管理严格了，加上弟弟到了上学的年龄，非常调皮，妈妈一个人带我们姐弟仨很吃力，爸爸只好回到家乡。那时，我己经十二岁了，到了放寒假的时候，跟着爸爸到周围邻村去炸炒米，虽然爸爸在外炸炒米这么多年了，但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炒米机，只见爸爸担子的一头挑着风箱和一袋子木柴，还有一个小爬爬凳子，说是木柴实际上就是些树枝，另一头挑着炒米机，炒米机就是一个大肚子的铁家伙，后面装了个压力表和一个摇把子，还有一个很长的袋子，口是轮胎皮的，尾部连着一个小尾巴似的布筒子，用带子扎紧，炒米出锅时，解开带子，倒出来。到了庄子后，爸爸选一个适中的地方放下担子叫我看着，他则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叫开了：炸炒米啦，炸炒米乘火啦，炸炒米啦，二角钱一火啦，带木材的一角五分钱一火了……。没等爸爸一圈喊下来，己经有人拎着米来了，也有人拿着玉米，也有人拿着蚕豆来了，见有人拿来蚕豆，爸爸就叫人家把蚕豆用水泡一下，炸出来又香又脆。人们自觉地排好队，只见爸爸拿起米看了看，问前来炸炒米的人要不要放糖精（糖精是奉送不多收钱），来人点点头，爸爸取出糖精瓶子，倒出几粒糖精和米一起放入炒米机里，不一会儿，爸爸看了看压力表，嘴里喊道：听响了，听响了。孩子们赶忙捂起耳朵，只听“轰"的一声，白花花的炒米喷进了长长的袋子，一团白雾迅速腾起。爸爸放下炒米机，把下一火的米倒入炒米机内，用铁棒扭紧盖子，让我坐下帮着摇几下，他则帮人家把炸好的炒米倒出装好。我呢，一开始并不能适应，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摇着炒米机，不是拉风箱的手停下来，就是摇炒米机的手反转着很不协调，时间长了也就渐渐地就适应了，那时要过年了，需要炸炒米的特别多，每天都是起早出去，很晚才会回来。天黑了，深一脚浅一脚的很难走，后来爸爸干脆弄了条小船，在船上搭了个蓬子，在船上泥了个小锅腔，我们吃住就在船上了，我记得整个寒假我就每天跟在爸爸后面，帮她收收钱打打下手，再后来弟弟大了，打下手的事自然就轮到弟弟了。再再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些，过年小孩的零食不再限于炒米、蚕豆和爆米花了。那时，庄上人都称我爸是个翻腔的猴子，爸爸又灵活机动地，在村南河水面上支撑起一口大罾扳鱼，一干就是几十年。
在爸爸炸炒米的十几年中，妈妈一个人在家带我们姐弟虽然辛苦了一点，但对于我们整个家庭却有了彻底的改变，姐弟三人上学的学费从来不愁，逢年过节的衣服全是新的。在七六年的时候爸爸手中的存款就有不到两万元，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也就在这一年，我们家的厨房建成了三间大平房。到了一九八一年，爸爸把我们住的小丁头府拆了，翻建成了一幢三间二层的青灰砖楼房，这幢楼房也是我们村的第一幢楼房，到现在也不落伍的楼房。可以这样说，爸爸干炸炒米这行，使我们姐弟仨过上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夏所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