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草原上的突厥。突厥是继匈奴和鲜卑之后，对中华史影响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起源准噶尔盆地以北，以狼为图腾，西魏文帝大统八年（公元542年）进入中华史视野，北周始建立强大汗国，控制东西方交通贸易，成中华北方边患。唐初，骚扰益甚，立足未稳且有历史案底的李唐不得不委曲求全、虚与委蛇，解决突厥问题成李唐安宁之要。
勇敢和智慧。玄武门事件后，突厥乘机大举进犯，直抵渭水之北，朝野为之震惊，长安为之戒严。刚即皇帝位的李世民面临巨大挑战，一贯英勇善战的他成为击退突厥的最大寄托。是时，太宗皇帝骑一高头马，并六位大臣，英姿飒爽、闲庭信步般朝渭水边走来，突厥酋长无不震撼，纷纷下马行礼，尔后，大唐部队军旗高扬、盔甲生辉，阵容一致走来，展示着帝国不可侵犯的威严。太宗皇帝独自打马向前，义正言辞指责突厥背信弃义，双方重新签订和平条约。正如李世民后来所说，只要镇定自若，强虏一定不战而走。他用勇敢和智慧守住了国家的安定，让尚未富裕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懂政治，才战无不胜。有内乱，则必败无疑。本就是松散联合体的突厥，禁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分崩离析，这给了大唐难得的时机。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战争全面展开，突厥从此被收入唐帝国版图。原本由突厥统治的北方各族酋长一致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打败突厥的同时，大唐迎来了“贞观之治”。
行王道，施仁政。王道，是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自西魏、北周至隋唐，皆是霸道起家。行王道显然是对关中本位政策的动摇，这是太宗皇帝不得不仔细思量的。魏徽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与政治对手和解，与民休养生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道之下，四年而天下大治。
开明专制是理想，承平之世靠制度。我们是古老而早熟的农业民族，广袤的农耕土地不能自发产生民主政治或资本主义，君主制显然是最佳选择。如太宗皇帝所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开明专制要求君主必须要有道德，要承认人民，尊重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在此基础上，君臣同心，共治天下，才有望实现天下大治。但人治却从来不是主旋律，它只适用于动乱时代或雄主时期，承平之世只能靠制度。从这个立场出发，不难明白魏徽后来对太宗所说的那句话，威德所加今非昔比，人心所向今不如昔。
新制度、新政治、新文明。隋唐是制度创新的时代，始于开皇年间，成于贞观之治。壮丽辉煌的隋唐，是几代人共同缔造的。唐太宗融合了胡汉，君臣共同建立了新政治，由此创造了新文明，即官僚政治、混血王朝、世界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