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读了一本宫崎市定写的《科举史》，有一些收获。
前半部的无味。首先，《科举史》这本书前半部分相当枯燥乏味。特别是第二章，占了全书篇幅的50%+，却基本上都是流水账，讲述历朝科举相关的琐碎的事情，对于素人来说，没什么价值。
不过，到了第三章，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主要从宏观讨论科举的作用，包括“社会阶级与科举”，“官僚生活与科举”，“科举与学问”。
科举的兴起。中国古代，秦汉及以前，主要是以推荐、举孝廉等形式任用人才，慢慢被贵州、门阀所控制，低层人才的上升通道越来越窄。到了隋唐，强势的皇帝们认识这种办法有很大弊端，于是科举制度开始出现，亦即由“他荐”转为“自荐”，并于唐、宋期间逐渐完善，为社会的进步和兴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弊端的出现。到了元明清，科举制度慢慢开始僵化，并出现弊端。首先，是越来越胆大包天的作弊。从唐代就已经出现考官和考生勾结、权势大臣干涉科举等问题，宋代以后愈发严重。宋代开始，有了考卷糊名的作法，书中还提到了苏东坡透露试题给李方叔的事情。另外，落第秀才引发的社会不安也慢慢增多，黄巢、洪秀全都是。
读书与功利。书中还引用了宋真宗皇帝的劝学文，里面就有著名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近世中国的“读书”一词始终带有功利的铜臭味，距离纯粹的求道精进非常遥远。（宫崎市定原话，说明在日本尚有崇高的读书理想存在）
死记与理解。唐代的科举有两大宗，明经和进士。“明经”，就是问及经书的大义。但经书的解释会有不同流派，既然成为试题，必然要指定标准答案。经和注释的关系一旦绑定，以后科举的经学必然会蜕变为死记硬背。到了宋，在“进士”科目，开始考察对经义的理解，不再仅限于记诵和模仿。
对仗句式从古到今的沿袭。六朝到唐朝都推崇四六骈俪文，到了宋朝的欧阳修，倡导达意文体，为宋代出现文章的黄金时期奠定了基础（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个典故：欧阳修的“逸马杀犬于道”）。不过中国文学中爱好对仗的风气后来再次复活，成了后来的股文，但股文的对句不限四六，而是以同样长度的几句话两两相对，由此破除单调。（东印度的公文报告里，这类对仗句式俯拾皆是。。。呵呵）后世科场中流行这样的技巧，其雕琢细节的做法令人生厌，但不作对偶就会被看成没有价值。。。
巨量的背诵。还有，古人准备科举考试，要背诵许多典籍，据嘉庆元年的《读书分年日程》，学习经书的话，十三经中除去《尔雅》，必须背诵62万字，包括：论语1.1w，孟子3.5w，左传19.7w等。我觉得，从幼童开始，即让他们背诵这些经典，吸收里面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精华，这是好事；但也因此束缚和禁锢了千万读书人的思想，这是坏事。
算学生。一直以为，科举只考文科，想不到在清朝考试科目中居然有算学，教授的是西洋的算数历法。这里面的过程也很有意思。清初围绕历法形成了中国学派和西洋学派的竞争。鳌拜执政期间，杨光先指责西洋人汤若望的宪历有误，汤被治罪，杨提拔为钦天监正。四年后，西洋人南怀仁弹劾杨的有误，于是朝廷再次使用西洋历，杨被判死刑。算学是为培养钦天监的官吏而特别设立的学校，学制5年。
天下英雄一网打尽。历代天子都有一大夙愿，就是改变分权性质的封建遗风，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制度。而科举是与天子的中央集权制相辅相成而发展起来的制度，并反过来辅佐中央集权，因此有人说，所谓科举，就是天子为确立自身专制权而将天下英雄尽数去势的谋略。唐太宗曾看着新进士的队列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于是后人作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儒教是不是宗教。关于这一点向来是有争议的。作者认为，首先，儒教已经具备了不容怀疑的五经（或十三经），规定了日常礼节，以及阐述了宇宙的世界观和关于人性论的价值观，实际上相当于佛教中的经律论。儒教完备的经律论是由朱子完成的，他是儒教成为宗教的“大功臣”。如果将儒教视为宗教，那么儒士就相当于僧侣，皇帝即为法王或教皇，科举相当于给僧人剃度的学术考试，而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典型的法王国家。
科举的是非功过。书末作者说：科举的功过是养育它的中国社会的功过。其功，在于1300多年前就树立了如此卓越的理想，其过，是将各界事物都包含在儒教的氛围之中，后来又不能进行本质性的改善，并且一直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科举制无法脱离中国社会，也无法脱离天下大势。
对科举制度做以总结：
1，科举考察的是考生的个人才能，是基于自荐的选拔，打破了贵族门阀对官场的垄断。
2，学校制度因科举的盛行而得到极大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
3，科举并未阻断其他举才的渠道，作为他荐制遗存的制科仍然延续，此外还有任子、胥吏等出仕为官司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