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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我心雀跃》《黑处有什么》以及今天我们要聊的《过春天》，刚好代表了青春片的三种路线。
《我心雀跃》讲的是显微镜下的青春。它通过一个暗恋老师的故事，将少女日渐成熟的身体和心理同时置于显微镜下细细观摩，以此来呈现一个不够丰满却足够细腻的青春切面。
《黑处有什么》是顾左右而言他的青春。它表面讲青春，实际是透过少女懵懂的眼睛去窥探成人世界，并在目光的落差里去呈现一个性压抑的时代和扭曲的社会百态。
与这两部电影相比，《过春天》走的路要更为险峻。
一方面，它并不贪念于青春之外的事情。尽管影片涉及单非仔、水客、陆港关系等社会议题，但它们只是少女成长的背景，并不是叙事重心。
另一方面，它也并不满足于呈现青春的某个切面，而是想面面俱到，把一个立体的青春搬上荧幕。
这样做当然难度很大。若是一笔一画的勾勒，怕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好在导演白雪足够聪明，她把女主角佩佩放置在了多重的三角关系里，包括陆港身份的焦虑、父爱母爱的纠葛、友情爱情的两难、道德善恶的纠结等，在每个三角关系里，佩佩都像一个游移的点，被不断左右拉扯。而所有关系组合在一起，又彼此牵连，互相影响。
远距离看的话，这个结构就像一个多棱镜，每一面都有自己的故事，合起来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放置在阳光下，它们会共同反射出一束奇异的光，既耀眼又难掩灰斑，时而明黄，时而血红。
仿佛在说，青春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存在，由太多暧昧不清的元素构成。
少女佩佩就掉进了这样的青春里，她必须自己摸索着闯过去，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2
如果单看《过春天》的故事，有点像《撒玛利亚女孩》的前半部分，都讲了两个少女相约去旅行，为了赚钱，一个少女不惜犯罪的故事。
只不过《撒玛利亚女孩》里的洁蓉为筹钱出卖身体，做了援交女；而《过春天》的佩佩成了一名水客，每天从香港偷带手机去深圳贩卖。
《过春天》也并不像《撒玛利亚女孩》那样有意制造惨烈，尽管佩佩做的事足够惊险，还在过程里和闺蜜的男友擦出了火花，但正当一切将要失控的时候，警察的突然闯入令这场冒险之旅戛然而止。
不得不说，这个结束有点突然，但也刚刚好。
它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审视整个失控的过程，又不必过分担心或承担失控的后果。
于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浮现出来：佩佩为什么会过上这样的青春？或者问得更具体一点，她为什么要做水客？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
表面看，佩佩是为了早点赚够旅行的钱才去做水客的。这是一个单纯基于友情的选择。
但仅仅是这样吗？
显然不是。
故事往后发展，我们看到至少还有两股力量在牵引着佩佩越陷越深。一股力量来自阿豪，一股力量来自花姐。
佩佩对阿豪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用“爱情”来概括。
那么还有什么呢？
有崇拜，一个小妹妹对于“大哥哥”的崇拜。
有惺惺相惜，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某种程度的社会边缘人。佩佩流离于香港与深圳之间，阿豪挣扎在香港社会底层，使得他们比阿Jo更能体会彼此的心境。
此外还有一种共同冒险的隐秘快感。
这场冒险混合着做水客的提心吊胆与“偷情”的禁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成为这段爱情的助燃剂。
其实想一想，青春时候的爱情都是如此。无论它怎样发生，总会带着某种“偷尝禁果”的刺激感。
而这场爱情的高潮，也必将是一场更大胆的冒险。
阿豪和佩佩决定背叛花姐的水客组织，自己单干。行动的那晚，灯光摇曳，两个人在忽明忽暗的房间里，互缠胶带。由于胶带的阻隔，并没有实际的肌肤之亲，但是每次呼吸又分明都是情欲。
可惜最终行动败露，佩佩身上的胶带被一层层狠狠地撕下。如果说前者是一场“色而不淫”的情欲戏的话，那么后者则无疑是一场赤裸裸的“强暴戏”。在阿豪心疼又闪躲的眼神里，佩佩似乎还读懂了这场爱情的弦外之音，并体悟到世界的复杂。
引佩佩越陷越深的另一股力量，来自花姐——香港水客组织的头目。
花姐一看就是个老炮儿，染着一头紫发，成天叼着烟，说什么都是满不在乎的态度。
看见花姐抽烟打麻将的样子，有那么一瞬，佩佩或许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阿兰也爱打麻将，时常和姐妹聚在一起，对佩佩鲜有关怀。而在花姐那里，佩佩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尽管被肯定的事情并不光彩，但对于佩佩来说，“肯定”本身才是最稀缺的情感。
佩佩做水客的很大动力，就是为了继续得到这样的肯定。
这当然是由母爱缺失导致的一种变相寻求满足。
另一面，佩佩的父亲是已婚的香港人，有自己的家庭，尽管他比母亲可能更“称职”，却无法时时陪在佩佩身边。
这一层的缺失，或多或少是由“水哥”来填补的。
花姐和水哥，恰好是水客带货的源头和下游，对于佩佩来说，又是父亲母亲的某种投射，同时也象征着“继续”和“罢手”的两头。在花姐不断用“肯定”绑架佩佩的同时，水哥也在不断告诫她，“干完这一票，就收手吧。”
最终一切在花姐的一记耳光中结束。那一刻佩佩才恍然醒悟，一切的情感替代都只是泡影。
由此我们大致明白了佩佩做水客的动力，是由闺蜜的约定、爱情的吸引、母爱的补偿共同来牵引的。
那么这就完了吗？
当然不是。
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被我们遗漏了。
这层原因与他人无关，来自佩佩自身的身份焦虑。
佩佩是个典型的单非仔，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深圳人。她随母亲住在深圳，每天又要跑去香港上学。
对于两地奔波的她来说，香港就像个游乐园，深圳则像个超大的旅店。两座城市只提供给她玩乐和睡眠的场所，却从不提供心灵的归宿。
于是她只得一次次冲进高铁的车厢，一次次上路，像是一个被两座城市推来推去的过客。
代入这样的心境，我们再来看做水客这件事，是不是更有意思了？
没错，对于佩佩来说，香港和深圳都不是归属，那么唯一属于她的生存空间，或许就是两点之间的那段路途。
最终，也正是在这段路途上，她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尽管做水客是违法的，但她甘愿冒这个险。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在心里说服自己：虽然我在两座城市之间颠沛流离，可你看，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在做水客这件事上，它还成了一种天然的优势。
这个隐秘的心理动机，或许才是佩佩做水客最核心的诉求。
它超越赚钱，甚至超越友情、爱情、亲情，它也让佩佩为自己悬而未决的身份找到了一个陡峭却又逻辑自恰的落脚点。
3
最后我们要聊聊，在展现了这样一个复杂而隐秘的青春之后，影片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佩佩的所有挣扎，在香港与深圳之间、父爱与母爱之间、友情与爱情之间、甚至善与恶之间，她来回游移，探寻着人世的边界。
这些边界就像一道道无形的墙壁，共同构成了一个透明的容器。
这个透明容器像什么？
鱼缸。
没错。如果说《过春天》在摄影和剧作上有统一的母题，那无疑是“鱼缸”。
它甚至直接出现在了影片中，在阿Jo姑姑的豪宅里，佩佩见到了鱼缸里的鲨鱼，那一刻，镜头透过鱼缸拍摄，使得佩佩和鲨鱼形成了直观的对位。
不仅如此，影片还有大量镜头是透过玻璃拍摄佩佩的。比如聚会上，佩佩站在玻璃后面看着狂欢的人群；在阿豪的车上，镜头穿过车窗凝视佩佩的侧脸；还有佩佩和父亲的隔窗相望；以及大量高铁车厢内的镜头，佩佩倚窗而站，沉默不语……这些镜头都在反复强调着佩佩“被困住”以及“被观赏”的处境。
甚至，如果你把屏幕视作一个更大的鱼缸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鱼缸外的观赏者。
《过春天》想要呈现的青春，就是某种鱼缸内的生存。
你可以很消极地把它理解为一种“囚禁”，一种对于放肆青春的禁锢。
但换个角度，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场练习——像是一条小鱼被放生之前，所要经历的练习。
它并不是痛苦的，而是要让你认清，这个世界没有绝对自由的大海，我们都生在某种无形的规则之中，而青春就是个试炼场，让你可以张扬肆意的徘徊，碰壁，甚至头破血流，最终认清这个世界的边界。
那边界就包括：你是谁，你需要什么，爱情、友情、亲情到底是什么，以及善良和道德的意义。
正如影片开始的聚会上，佩佩硬着头皮冲进大海，那时的她还不会游泳，险些溺死。而影片最后，在经历了这段青春的冒险之旅后，她终于可以把那条鱼放生，同时也意味着将自己放生。
往后不再有鱼缸的保护了，自然也不会再有那么坚硬的束缚。
这场关于成长的体认，势必是残忍的，也定会伴随着失望和释然。
一切就像影片结尾，在所有的挣扎都随着警察的闯入而破碎之后，老天依然可能让香港下一场雪，来满足这个少女卑微的生日愿望。
这所有的所有加起来，就是生活，是未来的日子。
再次站在飞鹅山的山顶，母亲看向远方说，“哦，这就是香港啊。”
而佩佩看到的，远远不止于此，那是对于整个青春的回望。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也终于有惊无险地到达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