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拙劣的翻译，完美主义者莫入）这本书的观点可以以一种十分简单的方式来阐述：当社会科学家在一些现象前加上形容词“社会的”时候，他们是在说明一种稳固的事件解释，一系列稳固的联系，但这也可能被用来解释其他现象，只要这个词指的是一系列已完成的现象集合。这种用法无可厚非，也没有造成混淆自然和社会的误解。但是，问题出现了，当“社会”开始意味着一种质料，比如，当这个形容词被和其他形容词放在一起时，如“本质的”、“生物的”、“经济的”、“精神的”、“组织的”或者“语言的”。在这一点上，这个词一旦开始指代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时，其意义就被破坏了：首先，属于一种集合过程的活动；其次，是一种特定的、与其他本质相区别的要素。
我现在的工作想要做的是，揭示为什么社会不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实质或者范畴，并论证为其他社会事件提供社会解释这个话题。尽管早先的研究已经富有成效，也非常必要，但它很大程度上不再那么有利于社会科学在目前的位置上得到更好的发展，也无法去检验先前组成社会范畴的要素的合理性。我想要做的是通过回到社会的最初意义来重新定义这个词，再度追踪联系，重新开始科学社会学的传统目标，使用更好的工具和手段是可行的。在完成了大量关于自然集合的工作之后，我相信有必要细查在社会背后的集合体的准确含义。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唯一能够打败旧科学的办法。
但这样的研究需要更仔细谨慎一些，需要对普遍通行的原则进行重新定义。社会这个词，同时从拉丁语和希腊语翻译而来，意味着科学的社会，这个表达很好，但存在两个缺点，社会这个词，在科学社会学的想象中，我们准备授予它只有科学以及科技事业才拥有的美德。当他们发明了他们自己的规则，当现代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科学社会学家们希望无限延长而不希望有任何东西来干扰或延缓这个过程。他们对于因这种延长而产生的和社会的其余部分的交融毫无办法。他们的“社会”含义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对于科学和科技产品的最大化解释。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已经不清楚了，它们已经足够特别到可以被称为“社会”或被组合进特殊的社会构成物的范畴。这个“社会”（的含义）似乎被四处冲散掉而毫无特别之处。无论是科学还是社会都无法保持足够的稳定去达成强烈的社会学愿望。
由于这种双重的变形，几乎没有科学社会学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应该被有根据的改变，经历了如此频繁的失望之后，他们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他们所承诺的：真正的社会是真正的科学之地。没有哪些研究者能够比他们更为情形地认识到这种犹豫的痛苦，比如我，花费了多年的事件来习惯这种逆喻：科学的社会学。许多由这种生动的但并不恰当的分支和无数被轻微改变的科学的含义所引发了悖论。我认为时间已经在改进社会的含义，因此我希望设置一种可替代的社会学定义，而仍旧保持这种有效标记的信念以及它传统的称谓。
什么是社会？“社会的”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一些活动被称为有一个社会的维度？如何来表示社会因素在起作用？什么时候一项社会学的研究或其他“社会的”研究是一项好的研究？如何才能改变社会学研究的路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两个普遍却迥异的解决方案，只有其中一个已经非常普遍，而另一个就是现在的研究对象。
第一个解决方案，即假定存在一种特殊的、明显的被称为“社会”的现象，社会规则、社会实践、社会维度或社会结构，这在近一个世纪的社会理论中已经有了详尽的说明。它在区别真实的范畴和其他，如经济、地理、生物、哲学、法律、科学和政治之间非常重要。这种被给定的特性被称为“社会的”或者“社会属性”，当其被定义为一种特殊属性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它必定不是单纯的生物、语言、自然，也有一些积极的地方——它一定是可达致的，可强化的、可表述的、可保留的、可再造的，或是可颠覆的，一旦这范围被界定，无论含义如何模糊，它都可以为一些社会现象提供一些解释的线索——这个社会可以解释社会且这解释相当确切——其他范畴所不能解释的一种“社会因素”，也可以解释一些“无社会现象”的社会方面。
例如，尽管公认的是，法律自有其强制力，它的某些原因却最好被解释为是否有社会维度附加给了它，尽管经济的强制力体现在其自身的逻辑上，但仍然存在一些社会因素可以解释一些古怪的计算行为，尽管哲学依据其自身的规则进行发展，但它们其中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方面可以被归为“社会影响”。尽管科学拥有其自身的发展动力以及自身的某些特性，但科学家所处的时代以及其所相关联的社会结构却必然会带来”社会限制”。尽管艺术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但其作品的最显著之处也被社会和政治情境所影响，尽管科学管理遵从它自身的规则，但用社会、文化、政治来解释一些看似和谐的、有组织的却从未被投入实践的准则，却也仍然是可行的。
还有许多其他显而易见的例子。自从社会理论的说法变成了我们精神指导的错位的方向。如下的情况也被考虑了进去：无社会活动发生的领域存在着社会结构，它作为事实之外的特别范畴，可以被用于解释其他范畴所不能处理的其余特殊的因果关系。（哲学、法律、经济等等）这项研究被专门化叫做社会学，成为一个拥有鲜明原则的占位符。普通的事物总是被社会世界包含着。乐观的是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消息提供者，不好的是他们对仅存于科学社会学家们眼睛中的原则存在视而不见。模仿自然科学，试图通过使用定量工具和其他科学家一样客观，不论进行这些研究有多困难，对他们来说，这仍然是可能的。但假如这是可能的，可替代性的方案就应该被提出来，并用于解释那些没有放弃科学的社会范畴中的人类，意图和解释学的部分。并且，科学家们只有经过充分的知识积累才能在被要求就一些随社会技术而来的社会变化方面以及随那些研究而继起的政治变革方面给出专业性的意见时，才能完成使命。
这种错误的立场已经非常普遍，不只是对于社会科学家，而且是媒体业、大学教育、党政、酒吧谈话、爱情故事、时尚杂志里的普通行动者。社会科学家已经像通用公司发表他们的电力和电话设备一样来宣传他们关于社会的新定义，提供关于我们和其他人在社会中所做的，类似于使用电话，定制啤酒，或者祈求俄狄浦斯情结这样的社会方面的解释，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是这样的。
而其他的解决方案不可能被视为首选的基础的方案。它宣称社会秩序没有什么特殊的。任何其他范畴中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社会维度，没有社会结构，没有直接的社会或者社会的事实的范畴是值得为人所注意的。没有社会力量可以被用于解释其他范畴不能解释的剩余部分。成员们很清楚他们所做的工作，尽管他们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观察结果可以清晰明确的表达：行动者不可能被内含于社会结构中，他们远远不仅仅是消息提供者，给其他的科学特性加上一些社会因素并没有意义。政治改革包含于科学社会学中是不必要的。社会学，远非是一种结构——所有东西被组织好，且可以被解释为细小管道内循环的众多连接元件之一。带着一些挑衅意味的，第二种学派以之为口号，如thatcher先生著名的解释所说的那样：（只是理由不同）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
假如，他们是不同的，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同时被视为科学的社会学，并希求和社会学使用相同的标签呢？在一个层面上讲，他们应该不能被简单地比较，第二种立场视主要的问题为解决第一种方案所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说，存在一种显露于一些特殊社会力量的表象中的特定的社会联结。在这种可供选择的观点中，社会不再是一些可以黏合一切存在物(包括黏合其他黏合物所不能黏合)的胶水。它本身就是被其他不同种类的联系者所黏合的产物。然而，社会学家们（或者社会经济学家、社会语言学家、哲学家，管理学家，等等，）把社会集合体视为被给定的，被散布的，存在于经济、语言、哲学、管理学等等问题之外的剩余方面。反过来说，即将社会集合体视为那些可以被一些由经济、语言、哲学、法律、管理等等所提供的特殊联盟所解释的东西。
两种解决方案的相似之处表现的很明显，但是在社会的埃里曼瑟斯山上开辟了另一种想法。尽管多数的社会科学家们仍然更喜欢使用社会——一种同类的事物，但是，被类似元素和集合体所解释的相同词汇也被完美的接受了。因为两个词汇保留了相同的来源——来自拉丁文的词根——保留对最初结构的信念是可能的，科学社会学被社会学以一种集合体的方式而非以一种科学的社会重新定义了。在主观上讲，社会不该被视为一种包含了其他东西的东西，像一群白绵羊中的黑绵羊，而是一种不是社会自身的事物的集合体。
一开始，这种定义似乎是可笑的，因为它冒险冲淡了集合类型中的社会意味，从化学联系到法律联系，从原子力量到合作关系，从哲学到政治学。但是，准确的说，这种可替代的社会理论认为，社会是一种在一些被给定事件的解释中被重新集合的不同元素，而远非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相反，这是一种我们在面对社会谜题上拥有的最普遍的经验。一种新的疫苗正在市场化，一种新的工作正在被提供，一种新的政策正在被推行，一种新的行星系统正在被发现，一项新的法律正在被通过，一场新的灾难正在发生。在每一个例子中，我们不得不重新洗牌我们关于连接的概念，因为早先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适用。我们不再确信，“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似乎被一种不像惯常所见的社会联系所联系着。
曾经关于社会意义的犹豫（词源学上的社会解释）（略）
至此，我们应该做的课题工作全部陷入了疑问。归属产生了危机。但是为了记下这种危机的感觉、追随新的联结，另一个社会的概念必须被提出。它的含义不得不比它名称所指示的通常意义上的范围更广泛，而且必须严格被限制在新的联盟和新的集合体的设定之内。这是我为什么要去重新定义社会，而不把它当做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特殊的领域、或者一种特别的事物类型，而把它作为新联盟和新集合体的特殊运动的原因。
在这种观点中，例如，法律，除了它的内在逻辑之外，不应该被解释为社会结构，相反的，它的内在逻辑可能解释了那些造成更大联盟和更大延伸的特征。没有在普通案件和一般制度之间建立联系以防范法律风险的能力，我们怎么能知道如何把一些事物放进更大的环境中去讨论呢？科学不得不被它的社会结构替代，被社会力量形塑了其自身的客观性，因为它的客体本身就是通过外来元素来扰乱任何给定的环境研究实验室，而被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因为SARA病毒的教训完全被隔离的人，他们可能不能再和父母、伙伴以同样的方式联系了。因为这小小的病毒混合物就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感染。宗教不再必须被解释成社会力量的结果，因为事实上，它的名字，它的定义并没有和任何社会秩序相连。自从安提戈涅日开始，每个人都知道把上帝的意志付诸实施。正如国王的政策是不可消减的一样。体制不必再被更大的社会结构所替代。他们自己就能给出一种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对于更大系列事务的解释。毕竟，在没有焦急地、反复地看到他座位的数字被印在航班的日程表上之前，他怎么能知道要去的地方呢？在非凡政治家作“被隐藏的社会力量”的对话、没有这些演讲来传播我们所忽略的组织的一部分之前，这有可能是非常空虚的。没有来自伊拉克交战双方的相互反驳的高谈阔论，解放中和交战中的巴格达人，谁又能知道如何从敌人中辨认友军呢？
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然而，在第一种解决方案中，每一种活动—法律，科学、宗教，组织体制，政治、管理等等，可以被其背后相同的社会集合体所联系和解释，在第二种社会学视野中，构成社会或者不构成社会的活动背后什么也没有。成为社会不再是安全且毫无疑问的，因为无法追踪任何新的联系、并被重新设计好的、结构好的集合体活动。正如我们将要在这本书中了解到的，早先的时代提出了许多有用的服务：社会解释已经成为一种解释产生相反效果的集合体活动的方式。
根据第二种解决方案，前者的追随者仅仅迷惑于他们应该如何解释说明。他们开始于社会或者其他社会集合体，而非以它们为终结。他们相信社会的本质是社会联系，而集合体由那些非社会的联系构成。但社会学家们应该经历新的不同集合体的构成。他们总是相信社会早就已经被安排在那里了。然而，社会却不是可见的、或者可以被假定的存在，只有新的集合体在各种要素和非社会的自身之间被制造出来时的轨迹是可见的。他们坚持认为，政治特征是一种把我们绑定在一起的冒险实验。简而言之，第二种学派宣称将继续被前者打断的联系和收集的工作。这是为了帮助感兴趣的询问者按书中所写的那样重新组装社会。
在这本书的课程中，我们将学会辨别社会的社会学中更为分支的子系统。我称之为批判社会学。最后一个部分将重新被下面的三种特性定义：它不仅仅限制自己进入社会，并且替代由其他社会联系构成要素的客体。对于那些需要活在有其他要素超过社会的幻觉中的社会行动者来说，这种替代品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认为行动者的客体是他们的社会解释提供了最好的证明，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证据。
具体阐释来说，我将称第一种方案为“社会的社会学”，第二种为“集合体的社会学”（我希望叫他集合体学）。我知道，把它们混在一起，对于那些有细微差别的社会科学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这对于用来更精确地介绍被用于描述涉及知名领域的不熟悉的争论的时候又是可以被接受的。我的粗陋应该可以被原谅，因为存在许多出色的关于社会的社会学介绍，，据我所知，却没有关于社会理论分区的。加之，基于从前的名字“行动者网络理论”一个如此令人尴尬的，令人迷惑的，却又有意义的值得继续被保持的名字。举例说，假如作者，一个导游可以自由地评论可选择的新的目的地，他一定不能选择他现在所选择的最普遍的名字，毕竟最早的地点是才是最好的。在美国这个词最初也是非常尴尬的。我已经准备好终止这个标签而更换为更具实验室风格的“社会的转译”、“行动本体论”“社会的革新”等等，直到有人指出我的字母缩写ANT更完美的适合描述一种盲目的、短视的、醉心于工作的、收集痕迹追踪者。其他关于蚂蚁的说法，也非常适合我的课题。从理念上说，社会学这个单词应该更好，但是它在科学和社会两个组成部分的说法被修正之前是不可以被使用的。随着这本书被揭开，我将更为频繁地使用它来表达社会的社会学，来阐释我看法中的科学社会学家是如何自我束缚的。
（注释：方框中的内容）
如何发现行动者网络理论背后的词源解释
在由约翰·劳创立的优秀网页“行动者网络资源”中可以发现最多相关的文献目录。调整科学和科技研究（卡龙和拉图尔1981）的理论需要是这个方案产生的源头。但是它最早产生于三篇文献（拉图尔1988，卡龙1986，劳1986）它指出非人类，细菌、扇贝、岩石和船只以新的方式出现在社会理论中。正如我在P87页解释的，当回顾四种不确定性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的就是科学和科技的客体（客观性）是什么，如此说来，社会是兼容的。这场争论的哲学基础是在第二部分（拉图尔1988），尽管这是一个难以控制的结构。
自从许多研究方向发生改变之后，许多批判和议论出现在了劳的网站上。尽管是否是ANT成员的测试还不明确，但一些设法应付的方案就应该被配置起来，不必要的说，ANT的解释的代表仅是我的观点。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针对更多描述性展示，仅是更多系统性展示。这些是我已经发现的十分有用的测试。
他们中一个具体角色是非人类，他们不得不成为行动者（看P64页）不仅仅是倒霉的象征性的突出的障碍物。但是这项行动不应该成为一种由事实或者自然客体做主的行动者联结。因此假如，一个理论使用了象征或自然因果性，在ANT文集中甚至宣言中就没有理由再包含它了。相反的，任何给了非人类一种行动者类型的研究都比传统的自然因果性更为开放——比象征性更有效率——可以成为我们文集中的一部分，尽管一些作者可能并不希望和这种方案有任何关系。 例如，一本生物学书籍（kupiec和sonigo2000）可以被归于ANT，因为基因被赋予了新的活跃的角色。
另一个测试是核对解释将要去的方向。社会的最终清单同样需要被限制于已经被用于解释其他多数元素里面吗？假如社会需要保持稳定，并被用于解释一些稳定的现象，它就不是ANT。例如，无论社会始终保持稳定，并解释科技变化对于我们是如何地有启发，这种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也不可能是文集的一部分。但是，MCNEIL(1976)，尽管他不是一名ANT的作者，对于这个结论也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将小白鼠、病毒、细菌定义进集合的王国而改进了该结论。这样，像卡龙的（1991）的书就确定是一本ANT方面的著作了，因为没有潜在的社会力量被附加而用于解释进步的核心结论。在分布认知上的工作也是这样的（Hutchins1995）这是为什么科学和科技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那么重要的原因。以及为什么社会学的艺术是可持续的、相伴随着的，其是通过Hennion的影响。
第三项，并且更为重要的测试是去核对一项研究的目标是否是重新评估社会，还是仍旧坚持分散和解构。ANT已经被困于批判前现代主义的宏观叙事以及自我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的立场中。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误解的观点。离散、建构和解构都不是需要达成而是需要克服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检查新的结构、过程和概念，努力集合并重新联结社会。
的确，在大多数情况下，凭借社会的社会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为指明在集合体范畴中已构成的所有原材料提供了一个方便而快速的标记。但它在避免使用一些标记如IBM,法国，毛利文化，上进心低等阶级、政治结构等等标签上也是非常愚蠢且迂腐的。但是在创新扩散、组织关系的不确定性，解释实体的波动范围，社会的社会学不再有能力追踪新集合体的痕迹。在这一点上，最后一件要做的事必须提前被限制在一定的形状、尺寸、异质性和集合体的联结内。为了方便而快速的标记社会，必须替代这个痛苦的、昂贵的社会简称。科学社会学家有责任根据情况而改变：限制行动者以及提供一些显而易见的案例是不够的。你不得不重新认识到社会是由什么构成的理论以及是如何组成他们自身的理论的能力。你的任务不再是发现规则，去限制可被接纳的实体范畴，教会行动者认识他们是什么，或者去为他们盲目的研究中增加一些反身性。使用ANT这个标语，你不得不追随行动者本身，也就是尝试追踪他们原始的创新，为了学习他们手中的集合体是如何存在的，他们实验了哪些方法并使之恰当的融合在一起，哪些条目可以定义他们曾被迫建立起来的新集合体。假如，社会的社会学在已经形成的集合体上运作良好，但却在集合新的尚未参与进来的行动者上不适用了。
一种更为极端的联系两个学派的方法是借用一种物理历史学上的技巧，去说明社会的社会学，这保留了前相对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学中充满了相对主义。在最多数的案例中，情况变化的非常缓慢，前相对主义的框架非常完美，任何混合的框架都被记录在案而没有任何的变形。但是，一旦事件累积，创新扩散，生成的数据就会变得一片混乱。因为相对主义的情境被提出，是为了保持在参照物框架中和重获的某种类型的通约性之间移动的能力以及，在以不同速度运动的框架踪迹和累积性之间移动的能力。因为相对主义理论是一个被作为一个在我们的精神装置中由基本问题引发的主要变化的知名案例。它是一个很好的，可以使社会集合体倒退回并一般化社会的社会学的平衡方式。
我无意反驳——证明其他的社会是错的，仅仅是提议。通过唤起一种普遍感觉的假设的理论能走多远呢？这种假设认为社会范畴为科学社会的参照物提供了合法的框架。假如上个世纪以前的物理学家们有能力处理这种僵硬的、不确信的、以太的普遍感觉，社会学家们还有通过放弃社会物质实体，发现新的、活跃的、隐藏的假设的可能性吗？这种立场是如此的边缘，它成功的机会是如此渺茫，以至于我无法公平的看待，这种十分合理的可替代物会在某个时刻被碾成碎片。因此，我将固执己见的、偏见的，只是为了在两种观点中清晰呈现对照。为了交换这种公平，我将尽可能努力在描述我所选择的最极端结论时保持一致。我的实验坚定地、甚至有些轻率地、将大量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之下，以及揽下所有新的冒险逼迫我们必须揽下的责任。最后的实验将会检验，在书的最后，社会学的集合体通过接下来的几种新的更为活跃的联系，是否已经有能力开始接替知识社会的社会学，它是否已经有能力合法地继承科学的社会的追求。按照惯例，无论这个是否成功的结果或将取决于读者。
对于那些想要追溯令人尊敬的前辈们的学科的人来说，在两种建构方式的差别中理解科学的社会学的责任并没有什么新意。最初的原则在早期的先辈加百列·垂德和艾米丽·杜克汉文的争论中就已经被设立在那里了（至少在法国是这样）。垂德总是认为，Durkheim已经放弃了用混淆原因和影响，而代之以政治和社会工程学中的社会联结时就已经放弃了解释社会的任务。为了反对他年轻的挑战者们，他旗帜鲜明地认为，社会不是一个特殊的实体范畴，而是一种联系的规则，没有理由将社会从其他类似于生物组织、原子等集合体中分离出来，这和哲学也没有关系，尤其是形而上学，为此形成一门社会的科学是必要的。社会学处于一种内在心理学、创新研究、科学、科技的影响中，是社会理论的延伸领域，经济从头到尾被重建了，而不是一种被用于描述利益计算的模糊隐喻。首先，他认为社会是一种计算中的流动体，应该被新的方法而非特殊的实体所跟随。我们不必全盘接受Tarde的个人风格，但是在杰出的前辈肖像画廊中，他是非常少的，是沿着Harold路子走的一个，Harold相信社会学可以是一门可以解释社会是怎么样被建立起来的科学，而不是用社会去解释其他或者帮助解决政治问题中一部分。Tarde完全被社会的社会学家打败了，其观点被排挤为一种幽灵般的存在，但整整一个世纪都没有证明他是错误的。相反的，这仅仅使这本书更为必要。我确信，假如社会学更多的继承了Tarde（没有提及的COMTE,s斯宾塞，Durkheim，和韦伯）它可能会成为一种更有相关性的准则。它仍然是我们在这本书的最后看到的资源，这两种传统可以很容易地变得一致，第二种仅仅是恢复了第一种所相信的想要快速达成的成就的任务。过去的元素被聚集起来在未来被重组，以一个集合体的方式而非一个社会的方式。
（注释：方框中的内容）
加百列·塔尔德，一位可替代社会理论的可替代前驱
加百列·塔尔德是一位法官，自学了犯罪学，成为波斯顿大学的一位前辈。
几个引用在两种思想中描述了清晰的建构。这是塔尔德关于社会的定义。
“但是，这意味着，每一件事情是一个社会，而所有的事情就是社会的集体，并且它受到科学的强烈标记，通过它先前运动的逻辑序列，能够概括社会的概念。它涉及细胞式社会集体，却为什么不是原子社会呢。也不是社会的星球，太阳系。所有的科学似乎注定是社会一个分支。”（塔尔德，1999）
最有意思的是，塔尔德成为统计局的长官多年，总是同时相信专题论文中的定量数据，但是他不同意Durkheim的量子社会的类型和必须追踪的说法。
将莱比锡滴虫一般化，但却没有上帝，塔尔德的课题颠倒了微型和巨型的联系:
在多数模式中，即使在更小的范畴上，相同的错误也会出现，错误地相信。为了看到规律、规定、科学现象的逻辑的一般性描述，我们必须走出细节之外，尤其是那些重要的、不常规的细节，站的足够高以能够拥有包含一般影响的全景式的观点，每一项社会合作的资源和基础其实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事实，如，特别事实的一般性概括，尽管，这总是减少了它的强度，简而言之，不是人类的行动而是自然的法则引导着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我持相反的意见。
这解释了和Durkheim根本相反的观点，一位比塔尔德更为年轻的人。
这个概念，事实上，和M.Durkhiem的观点一样，解释所有一切都是自然法则的霸权的体现。单线进化观点持有者拥有完全不同的反对意见。这种进化论迫使一种确定的规则而非解释更少的却更重要的事实——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我解释过，整体的集合体，这种方式是一种相关联的现象，这种现象注定在社会中制造了转译。
这就是为什么塔尔德为什么被认为是ANT最早的祖先的原因，社会联系的最好的例子总是历史的和科学的社会学的：
被视为科学结构的，大概是最壮观的人类建筑物了，这是不可能的。它完全被建于历史中，我们可以从它的开端追随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起源。不仅是物质，而且还有整体的设计以及细节草图。每个东西，包括扩散在不同文化中的思想，在小学里被教育的，开始于某个单独头脑中的，根源于微小闪烁的火花的，被光线所发送的，最初在狭窄的指南针里的，甚至遭遇了许多的阻碍，但是，随着它的传播却越来越明亮，最后变成一个卓越的启发。现在，假如，它似乎是一个痛苦的证实，科学因此被建构了，每一条被建构的教条、法律、模式、政府或者经济受到相同的模式的影响，这也是事实。假如，任何对于语言、种族的怀疑都是可能的，那么，它们模糊的起源和转译链的短处将他们从观察转移到了他们更为伟大的过程，他们的被相同路径追踪的的进化也是完全可能的。
塔尔德所处理的实体不是人类，而是创新，而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改变量。
“这是为什么任何社会产品都有一些被标记的特点，如，成为一种工业用品，一首诗，一个公式，一个出现在某个大脑角落里的政治意见，像艾利克斯那样做着征服世界的梦，努力通过成千上万的存在于有人类的地方的复制品来增加他们自己，也不停止，除非它被一些和它们有一样野心的竞争产品所阻止。”
对于ANT来说，最有用的是，塔尔德没有将科学的社会学从哲学和形而上学中切断开来：
不同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不同点的事物是都是个性的，尽管他们拥有最多的共通点，而这却令他们看起来最不同。来自这个不同之处的点避免努力去解释，尤其是通过他的同一性来来解释，许多人都这样做错了。因为同一性是微小的，因此，一种不同的类型，一种非常稀有的类型，和其余相同的部分一样是一种流动的类型，一种循环的椭圆的类型。首先，原始的同一性在最开始就已经惊人的暗含：一个东西无法被分割为其他特别的因子。
这本讲述如何使用ANT集合社会联系，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和三种知识社会学合并在一起的问题相对应。：
如何看待许多关于集合体的争论，而非提前把社会限制为一个特定的范畴？
如何使伴随着行动者的意义变得可供追踪而用以结束这些争论？
通过哪些步骤，才可能够重新集合集合体中的社会，而非社会中社会？
在第一部分，我将会展示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提前限制占据世界中心的社会存在的类型。科学社会学在发展他们所遇到的联结的复杂性上已经够小心翼翼了。我将论证，同时提供语言、争论，以及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相对主义者——这是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前绝对必不可少的准备。在第二个部分，我将展示如何通过跟随已经完成工作，使联结变得可追踪，来将第一部分的争论稳定（固定）下来。借用一个地理制图上的隐喻，我可以说ANT为了确保任何联系的建立都是可见的，而努力使得社会尽可能变平。最后，我将作出结论，通过展示分析集合集合体的任务是值得追求的原因，但这仅仅是在社会的捷径和社会解释被放弃之后。假如，由社会的社会学家们提供的关于社会的观点主要是一种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中确保民众保持平静稳定的方式，集合的生活类型和知识的类型被社会学家的联合体所聚集起来，而当现代主义被怀疑，这种共栖的方式会比以前更合理吗？
在一些方面，这本书设置了一种旅行的导向，通向一个完全陈旧的领域——除了我们过去常常使用的社会世界什么也没有——完全外来的——我们将不得不学习如何使每一步慢下来。
假如认真的学者们没有发现，比较科学的介绍和旧的路径会更有尊严，他们可能会提醒，去哪里旅行，哪里有什么好看的只是一种说通俗英语的方式，或者以“自大的”希腊语表达方式，更有甚者，这被视为方法学。一本实践学的书比方法课程的好处是，它不会简单地被领域的表象所迷惑。一个向导可以被使用也可以被忘记，被背包里的东西可以被替换，被油脂和咖啡玷污，被到处乱写，它的纸张在烤箱的火里被撕裂。简言之，它提供了一些建议而不是把自己暴露在读者面前。也就是说，这不是为那些懒得追踪的人提供平面的蓝图和咖啡桌上的书，它是引导从业者如何做的书，帮助他们在他们的领域中陷入泥淖时找到自己的方位。对于其他人来说，我担心这将完全是无效的，因为社会联系可以被追踪，而不会被他们已经实践过的东西所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