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两个月前，就已经知道是在七月下旬会和刘老师会合。我也曾反覆规划，六月下旬起，从武汉要怎么到长春。曾规划一路搭高铁，去一趟贵阳、成都、重庆、西安、兰州、⋯⋯，或是直接飞天津或沈阳，玩个几天之后再飞长春。最后，只决定提前一天到长春，在机场附近住一间，等待隔天一早和刘老师会合。
既然早到一天，就把隔天要从长春龙嘉机场到松原的过程都实地演练了一遍。包括从龙嘉站搭城际列车到长春站，也弄清楚在长春站，能否凭台胞证就在自动取票机拿到四人的高铁票，还是非得去人工窗口才能取票。
最后确定长春站并不像合肥南站、汉口站，会有一台机器可以凭台胞证取票，所以还是只好等刘老师三人到达了，再去人工窗口取票。
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是习惯前一天先行『探路』的。或许是大学社团常办活动而养成的习惯，所以我三月初到了合肥，下旬才开始荣荣老师的『个人生命成长课堂』，而在上旬去参加一个圈内一整个白天的研习活动时，我会提前一天，搭了公交车先去了一趟，弄清楚自己中午可以到哪儿用餐。即便是聚餐、或是观影的活动，我也会提前一天，搭公交车去过一次现场，至少先弄清楚来回的交通状况。
因为我这样的习惯，所以去年华人行动田野服务时，如果小组长不像我这样有事前的准备功夫，我就会有情绪，甚至觉得对方应该要为我的情绪负责、应该要有所改变。
去年后来也知道了，我的情绪源自于我对自己老爸的情感投射，因为『作为不够』的小组长，会让我连结到我老爸的『老太爷』模式，完全不事生产、不管家中生计。虽然理智上知道，我有情感投射，但心理上，还是会觉得小组长要为我的情绪负责、应该要有所改变。
我也发现，指出小组长的『不足』，似乎凸显了我的『较为足够』，彷佛这样就能彰显出自己的存在价值了。
直到今年五月初，自己到淮南潘集镇及扬州宝应夏集镇寻亲、南京王柯立老师带的『生命深度医治工作坊』、六月初陈荣荣老师的『感恩父母家排工作坊』、六月中旬到纽约另类寻根之后，自己不再只是『知道』老爸的旧事，而是真实更『看见』父亲的『不容易』，现在再面对类似『作为不足』的组长，我应该不再有情绪，只是会表达我的感受、情绪，但不需要对方为我的情绪负责，我也开始可以接受对方的『如其所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