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接我的亲，养大我生的女，忘记过去的荣辱，原谅自己少年时的轻狂，宽宥当年曾经的荒唐，直面受过的欺辱和白眼，牢记亲人、师长、朋友、同学、同事和所有遇到的人的帮助、指教及恩典，守住内心的善良，余生找个和颜悦色知冷知热的人，攥告老的薄银，寻旅途的风餐，浪迹天涯问寒暖，划过时光成双星。

第一篇：托儿所“出逃记”

在我三岁半的那年春天，金达莱花开的正红火时候，我家从丰满搬到吉林市毓文中学旁边的德安3号楼，就是现在临江门毓文中学旁边阿拉伯饭店的位置，刚刚记事儿的我只记得搬家那天我抱着家里剩下的唯一一只大公鸡（因为要搬家到市里的楼上不能再养很多鸡就陆续在搬家前把家里养的鸡杀吃肉了）坐在大解放的副驾驶上，懵里懵懂地来到了新家。

姥姥也跟着我们一起来了，在家看着我和小十一个月的弟弟，那时哥哥刚上小学。

还记得姥姥做完了晚饭常常用婴儿车推着我和弟弟在楼下等着妈妈下班，婴儿车上边有遮阳蓬，下面一边一个帆布兜的儿童座，中间有一个小条桌儿，我和弟弟一边一个坐在小车里，穿的整整齐齐，带着小围嘴，小围嘴上还系着一块擦嘴的小手绢，姥姥经常为我俩买上一根雪糕或一瓶汽水，哥俩你舔一下，我喝一口的吃着一根雪糕或喝着一瓶汽水，姥姥和楼下的老太太们聊着天。

每到这时，就会有一帮儿晒的黑黑的、脏兮兮的小男孩儿小女孩儿围在小车周围像看外星宝宝一样围观我们，虽然这群孩子衣服破旧，有的还抹着鼻涕,但幼小的我还是很羡慕这些孩子可以自由疯跑、有大大小小的一群玩伴儿。

只是有些疑惑他们为什么都黑黑的脏脏的，难道是从地洞里钻出来的？因为楼下的平房都很低矮，有的屋子里地面比路面还低，跟地洞差不多。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转年夏天，姥姥家里有事回去了，我和弟弟一时找不到人照顾，只好待在家里，那个年代家家孩子多，大人照看不过来，都是大的看小的。

爸爸妈妈要上班只好把我们小哥俩锁在家里，我家住二楼，为了安全，爸爸特意把窗户安上了木栏杆，担心铁栏杆会磕坏了孩子特意安的木头栏杆。

每当爸爸妈妈上班走出家门，弟弟就会杀猪也似的哭嚎，哭得天昏地暗，我这个小哥哥被弟弟哭的心神不宁、惶恐不安，还要含着眼泪边给弟弟擦鼻涕擦泪边哄着弟弟：“大志别哭了，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弟弟哭累了就睡着了，醒了接着哭。

就这样几天下来，妈妈爸爸感觉不是办法。那是一九六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妈妈爸爸的单位几乎天天都要加班搞革命运动、开批斗会，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是常事儿，根本没法照顾孩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把我们哥儿俩送到爸爸单位的“长托”——船营区政府中心托儿所。

“长托”顾名思义就是把孩子长期的委托出去，白天晚上都放在托儿所，整天都见不到妈妈回不了家。

那年代每周只休息一天，也就是每周只有周日一天能见到爸爸妈妈。我被送进了大班，弟弟去了小班。弟弟依然是哭声不断，但我只是隐约听见，不用整日惶恐的面对了。

入托那天我们小哥儿俩被当裁缝的妈妈打扮的漂漂亮亮，穿的里外三新。来到托儿所，全新的环境让我感觉即陌生又恐慌。

这里小朋友很多，一个班有四五十个孩子，只一个阿姨照管生活，另有老师教唱歌，讲故事。在这里孩子们被训练去遵守很多规矩，按时作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早晨起床自己穿衣服、穿鞋，小朋友常常是系错了扣子，穿反了鞋，阿姨根本照顾不过来，都是小朋友之间相互纠正，“你鞋穿反了！他衣服穿的不对！”

然后是排队自己上厕所，排队去水房洗手洗脸，每人一条小毛巾擦脸擦手，然后放回原处。

每天排队去活动室吃饭走过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一侧是一溜火墙，火墙那总有一个老爷爷弯着腰在给每个班级的火墙烧炉子。

令人不解的是老师们会告诉小朋友那个老爷爷是右派是大坏蛋，每个小朋友都会挥着小拳头在老爷爷的背上捶上一下。

记忆中只有一个老师不让打老爷爷，她说：“老爷爷每天为我们烧炉子，多辛苦啊！他把屋子烧的暖暖的为的是不让我们挨冻，我们不应该打他，打人不好”。

那个年代家家孩子粗粮都吃不饱，托儿所的伙食却是非常好，有馒头、花卷、大米饭、包子、饺子，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烧茄子、炖鱼，换样吃，饭后还会有西瓜、水果……

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好吃的，可是小朋友们都想妈妈，再香的饭菜也不觉得香，尤其是到了晚上总有小朋友哭着要找妈妈。

新来的小朋友哭的更厉害，这时阿姨会给每个小朋友发一块糖，我几乎每天都是伴着哭声入睡的。

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隔壁传来一个小男孩儿撕心裂肺的哭声，杀猪也似的嚎叫，那凄厉的叫声整整一夜没停。

原来那个男孩儿只有三岁是小班里最小的，入托后不适应整天哭，每当小朋友到操场活动时，老师便把他一个人锁在教室里。这也是当时托儿所通常对待哭闹不止的小朋友的办法。

可巧有一天老师忘了锁门，谁料他竟然放弃了哭嚎的主业，也是哭累了，悄没儿声的推开了虚掩的门，溜出了教室。

正常他应该奔着操场上在做游戏的大堆儿小朋友们来，找他哥哥，因他哥哥也在这儿是中班的，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估计是被隔壁食堂的香味吸引了，蹴蹴哒哒的奔食堂那边去了，溜进了厨房。

更巧的是正赶上这会儿厨师把饺子下锅后转身去干别的去了，加上厨房里热气腾腾的谁也没注意有个三岁的小嘎豆会溜进来。

那时的大锅灶都离地不高，他便无惧无忧的蹭到厨房煮饺子的沸水滚开的大铁锅旁，看到了锅里有饺子，便伸出稚嫩的小手去捞滚开锅里翻滚着的饺子，待到厨师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时，稚嫩的小手已经烫的不成形了。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托儿所既没有带孩子去医院，也没有通知家长，只是在烫的不成样子的小手上抹上了大酱腌了一宿，也便有了前面听到的那一夜未停撕心裂肺的哭嚎声。

后来那孩子右手的几个手指竟粘连在一起，像鸭掌一样，成了终身残疾，以至于影响到他后来的婚恋和生活，不到五十岁就皈依佛门出家了，这个男孩就是和我家住一层楼的邻居张姨家的孩子，曾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男孩……

这一切爸爸妈妈们并不知道，他们以为孩子放在这里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有老师照看，会很快适应，快乐成长的。

哪知小朋友幼小的心灵一点都不快乐，无时无刻不在想妈妈想家，一周六天白儿黑儿都见不到妈妈和家里人，周日接回家呆一天还没和妈妈亲够，就又被送回去接着再熬上六天，日复一日托儿所对我这个刚刚记事的幼儿如同樊笼一样。

妈妈爸爸因忙于工作没能关注到我那颗幼小无助的心灵真正的需求。别人眼里肉香果甜的好吃的，于我却是味同嚼蜡，索然无味。

每天只想一头拱进妈妈的怀里，闻一闻妈妈身上的味儿，只有那时我的心才最安适，天天盼着爸爸妈妈接我回家，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周六爸爸来接我回家时把我抱到自行车大梁上的一瞬间。

家里的饭菜全然没有托儿所伙食好，吃的是苞米面大饼子但我和弟弟却都争着抢着吃，吃的格外香甜，那情景让爸爸妈妈看了都大惑不解。

真是有爸爸妈妈在的家里吃什么都有滋味！做什么都开心！和爸爸妈妈呆在一起比做什么都幸福。

这样硬着头皮挨过了一段“樊笼”时光，不知不觉到了秋天，一天小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听说去年这个托儿所大班有个小朋友“偷跑”成功了，找到了妈妈。

这个消息像一粒种子埋进了我渴望见到妈妈的心里，并迅速的生根发芽疯长。俗话说的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自打那一天起，我这个四岁半的小男孩长心了！开始了自己的出逃计划。

一般都是爸爸来接我们哥儿俩，妈妈只偶然接过两三次，记忆中只有两次是妈妈把我们接到单位去了，那是因为爸爸单位开会，妈妈单位还要加班，妈妈只好先把我们接到单位后再加班。

就是这两次我就牢牢的在心里记下了去妈妈单位有几个路口，每条路到路口处拐向那个方向。

回到托儿所后又一遍又一遍的在脑子里复习这些路的走向，并开始观察哪个老师带班看的严，哪个老师带班爱溜号，大班的门到托儿所大门拐几个弯，怎么走。

连托儿所到妈妈单位经过的菜地篱笆院里有没有狗，都留意观察了，观察结果没发现有狗。

赶上阿姨带小朋友去柴草市浴池洗澡的时侯，排队怎么出大门怎么走到长春路，又在心里记了一遍。

那些天在心里琢磨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出逃时的天气、时间、以及去的地点是回家还是去妈妈单位都仔细的反复的想了又想……

天气要晴一些，下雨不行，雨大无法走路还怕有大水沟过不去；

时间须是吃完午饭的活动时间，不能太晚，晚了妈妈就下班了；

还必须是那个爱溜号的老师带班的时侯；

回家不行，那个时间家里没人而且回家的路还远，还是去妈妈单位比较好；

走的时侯还要多吃点饭，走远道会饿……现在想起来这哪里是一个五岁小孩儿的出逃计划，分明是一次预谋已久，周密策划的嘎豆版“肖申克的救赎”啊！

上长托的孩子都对每天是星期几特别敏感，记得也特别清楚，因为我们一到托儿所就数着天数盼周六，盼着妈妈爸爸来把自己接回家。

就在爸爸周一再次送我和弟弟去托儿所的时侯，我就打算选择周四出逃了，为什么选周四？我的小心思是这样的：

“周一刚从家回来还沉浸在对家和妈妈的回味中，周二周三有些想家还挺得住，到了周四周五就挺不住了，选在周四逃回家还能多在家呆两天”，这么一想就决定周四行动了。

记得那是个不阴不晴不冷不热的天，正赶上是溜号老师带班，真是天赐良机！于是出逃计划正式开始实施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这个四岁半的小不点特意比每天多吃了一个小馒头。

像往常一样吃完午饭午睡，醒来后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到外面沙子堆边玩堆沙子，我心不在焉的玩着，眼睛不时的观察着老师和小朋友。

看到溜号老师又像每天那样进了办公室，身边的小朋友们也正围在一起玩沙子，趁着小朋友们都埋头玩的欢的时候，我悄悄的退到小朋友身后，看到无人察觉便果断的大步流星的走出了托儿所大门。

从走出托儿所大门的那一刻起，幼小的我没有了任何人的庇护，独自踏入了“江湖”。这个刚记事的小嘎豆，穿胡同过马路在充满危机的大街小巷，羊肠小道，篱笆边菜地旁，迈开小腿，甩开小胳膊，铆足了劲儿奔着妈妈的方向义无反顾的全力出发了！

当年托儿所的位置是在西安路，原北山街道附近，妈妈的单位船营区服装厂是在船营街上和船营街冰糕厂一个大院。

那时候路很窄，虽说汽车很少，但马车、汽车、自行车、人力车、行人都混行在一起，没有划分，共走一条道。

只有四岁半的我是从现在的中百商厦，老长春路浴池旁边那条小道自西安路穿行到长春路，再向东走，到临江剧场当时叫永吉电影院的对面过马路，再从剧场旁东面的胡同穿行到船营街，船营街再向西走过现在的政协当年是冰果厂，就是当年妈妈单位的大门了。

穿街过巷一路跋涉终于到了船营街，向西一拐看到了妈妈单位隔壁的冰果厂了。我知道路走对了，心里即高兴又激动，立刻踏实了许多，已经疲劳的小腿又有了力量。

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终于走进了妈妈单位的大门，来到妈妈裁活儿的车间，推开门只见妈妈正在聚精会神埋头忙着手里的裁剪活儿，于是我迈开小腿快步走到妈妈裁活儿的案子对面大声喊了声：

“妈妈！”，在几十台缝纫机嗡嗡嗡的轰鸣声中妈妈居然听到了我的喊声，出乎预料的是妈妈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立刻跑过来抱起我，亲切的抚慰我，而是像不认识我似的呆呆的看着我，就像是灵魂出窍了一样，整个人一下子呆住了，一动不动呆呆的看了好半天。

这下把我搞懵了，心想妈妈咋不认识我了呢？于是又大喊了一声：“妈妈！”。这时妈妈才慢慢缓过神来，从裁活儿的案子里走出来转到我身边蹲下来拉起我的手上上下下的仔细看了他一遍，说：“你是咋来的？”我惴惴地说“我自己走来的”。

妈妈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孩子在托儿所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妈妈彻底的被惊吓到了。此后的一段时间，妈妈都没有送我去托儿所，妈妈也没有责怪我，而是给了我更多的爱和陪伴，妈妈每天带着我上班，给我讲了很多道理。

我要么乖乖的在一边看着妈妈裁活儿，要么乖乖的趴在冰糕厂车间的后窗户上看叔叔阿姨做冰棍儿和大块糖。

就这样在妈妈身边享受了一段无所事事的快乐时光。秋末冬初天气冷了，妈妈特意给我做了件海军灰的羊剪绒毛领小大衣，穿在身上即暖和又帅气，妈妈单位的阿姨们看见都喜欢在我的小脸蛋儿上亲上一口，有的阿姨还会拿出几分钱给我买上几块大块糖（灶糖），这件事一直记忆犹新。

当我再次被送去托儿所的时侯，发现小朋友们都用非常崇拜的眼神看着我，我已然成为小朋友心目中的英雄了。

我的事迹在小朋友中间悄悄地传着，据说托儿所到我这为止共有三名小朋友出逃，其中一名出逃未果被逮了回去，我是第二个成功出逃的“小英雄”。

有天弟弟悄悄的对我说：“二哥，你真厉害！我听小朋友说，你逃跑成功了”。说着用崇拜大英雄一样的眼神看着这个曾经每天都被他欺负，凡事都得让着他的小哥哥。

在家里休养的活蹦乱跳的我，再次送托儿所不久，就出现发烧、无力、懒懒的不爱动弹的病症，三四天后被阿姨发现，打电话告知了妈妈，妈妈带我去医院看病，检查结果发现得了肺结核病。

其实班里陆陆续续总有孩子生病，就在我得病前已有四五个小朋友已经发烧，得了肺结核回家了，托儿所应该知道肺结核是传染病，但却没有告知家长，造成了大面积传染。

可怜我才刚刚过了五岁的生日就染了肺结核这样的重疾，每天都要打针吃药，而且要打青霉素。

要知道青霉素在六十年代可是紧缺药品，即使你是幼儿急需使用也得托上关系才能给你用。爸爸好不容易求人给我用了青霉素。

青霉素这个针打过的人都知道，是特别疼的一个针剂，即使是大人也都无不恐“青”，一针青霉素打下去保你不论是打铁的壮士还是跑马的汉子都疼得咬牙哆嗦，汗泪暗流！

我每天要忍受怎样的疼痛和疾病的双重折磨！真是可怜！

就这样坚持打了好长一段时间，渐渐地，细心的我发现自己的小屁股上打针的地方出现了痛疼的硬包，于是就告诉了妈妈。

这时候社会上就已经陆续发现有小孩儿打青霉素后造成麻痹腿的病例。妈妈立刻带我去了医院，检查后大夫说要马上手术，里面已经化脓溃烂，如不及时手术，烂到神经，整个腿就麻痹了，那时就无法挽回的残疾了。

因为已经溃烂的很深了，经过手术排脓，又下了很深很深的药捻子，我的腿总算幸运的保住了。

手术后，我这个刚满五岁的小孩每天不敢坐，不能玩，刚刚遭受过一针又一针打青霉素的钻心的痛，又来遭受天天换药捻子的剜骨的痛，就这样煎熬了一个多月后才慢慢痊愈。

经过这些事情，妈妈再也不愿把孩子送托儿所了，便捎信儿给姥姥，请姥姥回来继续在家带我们哥俩。

直到我俩长大都上了中学，姥姥一直都生活在我家，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晚七十三岁的姥姥在我的怀里平静的离开了人世。

时至今日我一直懊悔当年没有再次“越狱”。

谨以此篇纪念我的姥姥，她老人家带大了我们三个外孙，给了我们童年最幸福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