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重点在阐释法家思想理论依据和发展渊源。商殃活动的战国中期产生很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比如孟子和庄子，并且孟子和商鞅还当面辩论过，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世道太乱，社会秩序需要重建，但在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这一关键问题上却有巨大的分歧，孟子认为社会大乱的原因是人们抛弃了仁义道德和礼乐制度，他开出的药方是重回周公时代，重建礼乐制度。庄子和商鞅都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是人心乱了，他们都试图从人性的最深处找到答案，虽然他们开出同样的诊断书，但开出的药方却是截然相反的，庄子主张重归无知无识和无欲无求的原始自然状态，反对儒家政教礼乐和法家的严刑峻法，因为这些都是扰乱人心和破坏真性的手段，而商鞅却主张用严刑峻法来强制改变人的天性，打击一切不利于国家安定的人和事，剥夺所有人的自由，让所有人都变成思想上的残疾，然后利用人性的弱点，达到驾驭万民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根源
商鞅认为在远古时期，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人们的处世原则是各亲其亲，而且都喜欢私利，各亲其亲就会亲疏有别，喜欢私利就会发生争斗，这样社会就乱了。人们为了争取私利就会压制对方，这样各种争斗便屡禁不止，所以要有一种公平的标准去裁定孰是孰非，这就是法律诞生的原因。有了法律便不再需要用儒家的仁爱来解决问题。
到了中古时代人们推崇德政，任用贤人来维持社会秩序，贤人又把推举贤人做为道义，那么贤人又有谁来界定呢？这时候就需要有一套统一的国家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首先明确土地，财产和男女的归属，有了名分就必须要有一种法律制度来保障，有法律制度就必须有人去执行，于是官吏便诞生了，有了官吏就必须要有人管理他们，于是君主便产生了。
时至今日，人们推崇权贵，尊重官吏，因而儒家所提倡的德政和仁爱已经阻碍了社会进步，因为崇尚贤德是一种没有标准的用人原则，仁爱思想更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而法律才是公正无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