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是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下回国即位的，早年晋惠公战败被俘，为了获取国内贵族的支持，作爰田、作州兵，出让了大量的公室利益。晋文公在外流亡多年，在国内毫无根基，为了能够让居守派的贵族支持自己，郇地会盟时更是出让了不少的利益。
这两次国君换取贵族支持的利益交换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君的权力被前所未有地架空了。城濮之战前的被庐之蒐，在居守派贵族的一再争夺之下，更是将国君的军政大权全数褫夺，国君之于晋国，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领袖，没有任何实权。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挟持天子，践土主盟，着实出了一把风头，他在国际上的威望达到了顶点。然而在国内，他的权威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提升，反而处处受到居守派贵族的制约。
对比齐桓公与晋文公的霸业就会发现，齐桓公的霸主可谓是名副其实，即便是把政事都交给了管仲打理，可军权还是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的。而晋文公在与贵族的博弈中，丢失的不仅仅是内政的权力，还包括君权。齐桓公称霸以来九合诸侯，匡定天下，而晋文公则似乎只有践土这一次会盟。按理来说，既然已经称霸了，像齐桓公一样带了诸侯四处征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晋文公率领诸侯联军征讨似乎也只有伐许一役。
践土会盟第二年的狄泉会盟是狐偃代表晋文公，以晋文公个人的名义征召诸侯，参与会盟的除了不明就里的鲁僖公之外，其他国家参与者都是大夫。尽管晋国此时的军事实力要比齐桓公是强盛不少，然而这次会盟所商定的伐郑之战，竟然响应者寥寥。晋国国内，掌握军政大权的六卿除了狐偃，没有一人跟随。在国际上，只有秦穆公看在二人私交的份儿上给了他面子，与其一同伐郑。而这个脆弱的联盟在郑国烛之武的一番劝说之下，竟然也迅速地土崩瓦解了。
因此秦晋伐郑的战争，可以看做是晋文公为了扩张君权而引发的战争。世道变了，不仅仅是贵族，为了扩张权力要建功立业杀伐征战，连国君都必须通过这样的路径来获取权力。而这次战争的结果基本上可以看做是无功而返，毫无建树，对于扩张君权也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反而因为秦国的背离而使其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
在这种逼仄的局面之下，晋文公不得不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与贵族进行周旋。在军制上，晋文公趁着城濮战胜的余威，强行抽调兵士，组建了三行步兵。当时中原诸侯之间的战争的形式主要是车战，步兵主要是用来对付深山老林里的戎狄的，晋文公组建步兵的理由就是为了御戎，然而真正目的却不是这么简单。
虽然步兵的主要用途是抵御戎狄，然而在城市攻防作战中，也是离不开步兵的。战车受限于地形，在一些特殊环境下无法发挥大的作用，这个时候就需要步兵出场了。而国内一旦发生什么变乱，步兵的作用显然要比车兵的作用大得多。为了能够牢牢控制步兵的调动，这次组建的步兵的军团首脑，也就是中行的主将，是一直以来担任晋文公御戎的荀林父。御戎实际上就是领导的司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君的心腹，晋文公让荀林父担任中行将，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组建可以对抗卿族的军事武装。
除了中行将之外，左行将先蔑，右行将屠击，都属于国内处于边缘地位的贵族。这些权势低微的贵族，虽然力量弱小，一旦汇合起来善加利用便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用边缘贵族来对抗核心的卿族，组织一道统一战线，也是晋文公所采取的策略之一。
晋文公为了组织统一战线也是费劲了苦心，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拔擢对自己有利的人。比如箕郑父，因为晋国闹饥荒，晋文公问他该怎么办，他回答要对百姓守信，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他提拔为了箕邑大夫。如果说箕郑父的提拔是因为他品德高尚的话，那阳处父的拔擢则完全是因为有用。
阳处父其人，外强中干。国语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阳处父到卫国访问，返回晋国是路过宁邑，住在一家嬴姓商人管理的旅店中。宁嬴氏大概也是一个有志向的人，看到阳处父仪表堂堂，很有贵族风范，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就想做他的家臣，第二天阳处父起身，宁嬴氏就抛家弃产跟着他走了。
但是出走没多久，宁嬴氏就又回来了，他的妻子很是不解，就问他：“你不是说阳处父是有德君子吗，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想我了舍不得离开我啊？”宁嬴氏很是气恼地说道：“之前没跟他说过话，看他仪表堂堂所以很是倾慕他。但是跟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说起话来与他的外表看起来完全是两个人。阳子的观察力很是敏锐，这就让他外表看起来很有才智，可实际上内心修养不足。一个人生性刚强，过于高估自己的才能，行事没有原则，很容易得罪人。我是担心跟着他享受不了荣华富贵，反而受其拖累，所以就回来了。”
由此可见，阳处父是一个爱做表面文章且极其自负的一个人。因此当晋文公想让阳处父做太子老师的时候，胥臣就极力反对，认为阳处父做太子的老师，对太子的成长不会有什么教益。但是赵衰站在君臣博弈的立场上，认为拔擢阳处父纵有诸多的不足，可他不怕得罪人，关键时候还是能起到作用的。
另外一个受到晋文公拔擢的，是郤芮的儿子郤缺。在晋文公回国后不久，郤芮担心遭到清算，与吕甥一起密谋火烧公宫，结果被晋文公借了秦穆公之手杀掉了。其后郤芮的采邑和爵位都被褫夺，他的儿子郤缺没能继承父亲的遗产，只保留了在冀邑的一小块耕地。
胥臣在路过冀邑郊外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了郤缺在田里除草，他的妻子前来送饭，二人相敬如宾。胥臣看到他们虽然沦落为庶民，却也能如此谨守礼仪，很是感动，就把他举荐给了晋文公。晋文公顺势就恢复了郤缺的土地和爵位，任命其为下军大夫，让他为国君效力。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史料上记载缺乏，但可以看出晋文公的用心。晋文公依靠流亡派，团结在野党，对执政的居守派贵族形成合围之势，终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到晋文公八年（公元前629年）时，晋国在清原举行大蒐，将原来的三行拆解为两军，再加上原来的三军，晋国的正规军规模达到了五军。这次晋文公在人事任免上占据了很大的主动权，终于将自己的势力如赵衰、箕郑父、胥婴等人，安插到了十卿的行列之中。
此时五军十卿的成员有：中军将先轸，中军佐郤溱；上军将狐毛，上军佐狐偃；下军将栾枝，下军佐胥臣；新上军将赵衰，新上军佐箕郑父；新下军将胥婴，新下军佐先都。
这次的人事安排可以说是双方平分秋色，君臣之间的权力博弈再次达到了均衡状态。后来狐毛去世，晋文公想让赵衰顶替上军将，但是赵衰不肯，让给了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不久之后狐偃也去世了，这才把赵衰提拔为上军佐。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晋文公已经基本上掌握的卿位的人事任免职权，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人事安排也只有在晋文公个人的威权之下，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离开了君主的权威，卿族的崛起必然会对君权造成威胁。晋文公在位仅仅九年（公元前628年）就去世了，他死后，所谓的居守派和流亡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原本忠于晋文公的流亡派和边缘贵族也都转化成了卿族，与继任的国君之间又形成了君权和卿权的分立态势。
随着卿权的不断加强，君权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无法挽回的衰落轨道，导致君主再也无法控制日益扩张的卿权，最后酿成了六卿专权、三家分晋的悲剧。晋文公也深知这种结构的弊端，然而以他个人的力量，终究还是无法改变大局，只能顺应局势的发展做出人事上的微调，这已经是他为巩固君权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