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老师的《性学入门》一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性学”这一较为年轻且饱受争议的学科。作者共分为五大部分逐一论述，概括来说分别为：性学的历史、个人层面的性、社会层面的性、政治层面的性以及哲学层面的性。本书中作者对性学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十分全面的讲解，在此我就不一一赘叙了，只挑选了几个“打破了我原本认知”的内容。

其一就是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论，即性冲动的根基在新生儿身上就已经存在。弗洛伊德将幼儿性欲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口唇期、肛门期和生殖器期。口唇期婴儿通过吮吸母亲乳头或拇指来获得满足；肛门期时通过储便和排便；而“俄狄浦斯情节”的瓦解即标志着生殖器阶段的瓦解。他还认为，神经病的成因就是患者的性欲停留在或者退回了幼儿的阶段。本来以为青春期尾声阅片无数（也没有啦）的自己对“性”应该也算颇有了解，但读到这个理论还是有吓到。

其二，在读到“社会层面”-“性与婚姻”-“生育”版块后我想结合我自身谈一谈对这一题目的理解。如书中所说，人们之所以要生育，除了养育儿女所包括的快乐之外，还有许多社会因素，其集中表现为所谓的“养儿防老”观念。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反哺关系转为接力关系——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却不必赡养父母，随着这一亲子关系的转变，生育的价值也发生了动摇。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我自己）选择成为“丁克”一族。

尽管社会对丁克、甚至不婚人群越发宽容，但还是会不时收到来自长辈或亲戚的压力。对此我有以下几点看法：首先，不可否认我坚信“my body my call”这一口号，即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有权对自己的妊娠做出选择，而我的选择是成为丁克。

其次，正如辩手马薇薇在第一季奇葩说决赛中说的那样“我们总是谈太多自由，谈太少对错；谈太多选择，谈太少代价”，我有权选择不育，我的父母长辈也有权希望儿孙满堂，我愧对于他们的期望。我错了，因此我愿意接受父母长辈的指责或是责骂，也愿意承担社会的舆论和谴责。但我不会改，“自由之代价使自由更加高贵”。

最后，在我个人的观念里，长辈并不等于全部亲戚。我愧对于爱我忍我的长辈，但并没有义务默默忍受来自各路亲戚的闲话，也就是说我也没有必要不反驳来自亲戚的当面指责。不知道其他的家庭是怎样，但至少于我来说，亲戚更多的像是被血缘拴在一起的围观群众，甚至还不如朋友，因为朋友至少是经过了选择的。而对于那些不会被我的选择而伤害到的人，你当然可以背后谈论我的种种，但有一个底线，请不要当着我本人的面，谢谢谢谢谢谢。

嗨呀扯远了，再说回来，当今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与从前相比已经改善很多，但在固有文化观念的影响下，虽没有到“谈’性’色变”的程度，但对大多数人来讲“性”这个话题始终是羞于出口的。举例来说，我相信几乎所有人在少不更事时都问过父母这样一句话“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呀”，而又有多少人得到了父母认真的回答了呢？我反正是没有，我得到的答案让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垃圾桶产生了敬畏的情感。

再以前一阵子很热门的“性教育教材门”为例，原本好好的一本充满教育意义的《儿童性教育读本》竟然在一些顽固守旧的家长和一群不明事理的网友的步步逼压下被校方撤回。这极度反映了我国性教育的落后，甚至是缺失。而性教育无疑是严肃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仅2016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14岁以下儿童安利就有433起，难以想象在这群自持清高其实愚昧至极的家长的“悉心保护”下，又会有多少无辜的孩子因性教育缺失而深受其害。

这件事发生后我特地去查了一下，这是北师大儿童性教育研究组的刘文利老师带领研究组花了许多年的心血做出来的一套性教育教材，此前已在北京多个学校推广使用。刘文利老师的一段采访令我印象极其深刻“事实上，孩子在我们的性健康教育课上能自然、大方地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而且年龄越小越自然。这种对生殖器官的正确命名，其实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当一个身体器官的科学名称都不能从大家嘴里说出来，这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能得到正确的描述吗？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吗？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国际国内的性教育经验表明，让儿童说出生殖器官的正确名称，了解到自己诞生的过程，有利于儿童树立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意识。”性教育从性脱敏开始，而各种“昵称”只会徒增性羞耻感。

由此看来，我国的性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路上不仅需要像李银河、刘文利这样的学识渊博且敢于承担社会压力的研究者，同时也需要不羞于翻开《性学启蒙》、《儿童性教育读本》的每一个人。